政府宏观政策和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分工网络动态演进的过程,讨论了政府宏观政策和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并结合中国数据对该机制进行了经验分析。指出:经济波动和增长是分工网络动态演进过程中的两种宏观表象;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分工网络的结构特征和演进过程有关;政府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各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按规则的长期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     

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及经济波动的影响

本文从动态的角度构建了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两个指标测度需求结构演进,并运用中国31个地区1998-2011年平衡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及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需求结构合理化水平和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的适度降低均能够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的推进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波动。现实条件下,为了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和稳定增长,政府应充分考虑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机制的异同,在努力创造需求结构高级化经济环境的同时,应更多地考虑需求结构合理化。     

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经济的依存性分析

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认为,随着一国对外依存度的提高,该国经济增长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将日益加大。然而,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却一直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和美国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中保持强劲增长。本文试图从中美贸易和投资两个方面,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美国经济波动的相关性。     

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减损效应: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简单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利用GARCH和TARCH-M模型分析了中国经济波动对经济长期增长水平的影响.得出: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不仅提高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水平,而且也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波动风险;中国经济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减损效应,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同时,与Stilianos et al.(2004)的分析结论相一致,中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减损效应在经济波动的不同阶段具有明显的对称效应.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强宏观调控,对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影响中国税收增长率变动的经济因素分析——基于1978—2006年中国税收收入时间序列数据

近年来,中国税收呈现高增长态势。税收增长率远超经济增长率,税收高速增长以及税收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增长。然而,影响税收增长率变动的经济因素是多元的,主要受到经济增长水平、价格水平等影响。实证分析表明,经济波动决定税收增长率的变动,经济波动与税收增长率变动存在长期均衡变动关系,价格对税收增长率也有较大影响。     

政府支出规模、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在Barro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引入经济波动以反映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利用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1979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区域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效应,且经济波动比政府支出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更大。因此,政府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对就业增长的影响

中国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和特殊的人口环境使得用就业弹性和奥肯定律均无法有效反映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更无法刻画经济波动对就业的冲击。本文从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影响就业增长的三个路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和政府公共就业政策来建立系统的分析模型,以探析经济波动与就业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滞后冲击效应。在劳动力供给系统中,经济波动使经济活动人口增多,加快了就业增长;在劳动力需求系统中,经济波动不利于经济增长,从而不利于劳动力需求增长;在政府就业促进政策系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投入缓和了经济波动对就业增长的冲击。     

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提高能减弱经济波动吗？

本文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提高对中国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在减弱经济波动的同时促进了经济长期增长,而对外开放度提高增加了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表现为1996年前影响不显著,1996年后有正向影响。中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但1996年前和1996年后影响不同,分别是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提高有助于减弱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并且当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超过一定临界值后,这一影响转而为正。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而探讨了二者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相对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高级化则表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可预测的周期性波动方面,而它们的影响机制却截然不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来源,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有助于抑制经济波动。总体上,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本文认为,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在强调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同时,积极突破制约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的限制条件,有效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充分发挥产业转型与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结构、稳定性、可持续性和福利4个方面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指标体系。利用2001—2012年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GMM方法实证研究了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看,直接融资的发展能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从分项指标来看,直接融资在改善经济增长结构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方面的作用优于间接融资,但间接融资在提升经济增长福利方面的作用更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加剧了经济波动。     

节能减排约束下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研究

基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约束的日趋强化,本文在构建基于产出角度的SBM-Undesirable模型基础上,从效率视角对节能减排约束下中国绿色经济绩效进行研究。主要结论有:考察期内节能减排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平均效率不容乐观,仍有17.8%的提升空间;效率较低的省份全部为西部省份,但效率较高的省份未必全部为东部省份,个别西部省份在一些年份均处于生产前沿;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增强环境治理强度及能力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现行能源结构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各因素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加强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改善,同时,减排约束指标不能实行"一刀切"。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浅析经济的增长

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下阶段众多学者要研究的课题,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简单分析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架构和谐社会发展的制度是大国崛起进程中应对经济波动周期、化解社会矛盾和提高国际地位的长期制度选择.     

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入手,从理论出发选取人口知识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变量。接着,选取1995—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结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我国,人力资本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正的促进作用,总抚养比的增加则会显著抑制经济增长。此外,人口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国经济的增长。最后就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笔者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立前后美、加、墨三国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美、加、墨三国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前后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三国的经济增长率在 1994年前后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 ,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和标准差降低 ,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明显增强。这说明美、加、墨三国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经济增长加速的同时 ,也出现了经济增长更为稳定和经济波动趋同的现象。本文尝试对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及这些变化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 ,认为经济波动的减弱是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非传统收益 ,特别是对于墨西哥这个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结构约束下中小保险公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大量研究发现保险业活动可以影响经济增长,但对于保险业的结构特征和区域差异对经济增长是否有作用却鲜有涉及。本文运用中国31个省份（直辖市）在1999-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广义矩方法进行了计量分析。我们发现保险业活动、结构以及保险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匹配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中小保险公司市场份额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保险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匹配时会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会抑制经济增长。本文还构建了相对保险深度指标对全国样本进行分类,发现不同区域保险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协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规律存在一定的差异。     

不同类型债务对经济增长及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细分债务类型的基础上,利用18个OECD国家1980—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分别考察了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对经济增长及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980—2009年期间,三种类型的债务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私人债务(尤其是企业债务)的负向影响大于政府债务,但后者的影响随时间不断增强;同时经济增长越缓慢,债务的抑制作用越明显。从经济波动层面考察,政府与家庭债务对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起到了积极作用,企业债务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并且波动幅度较大时,企业债务对波动的放大效应也随之增加。这对于认识当前全球经济的争论乃至我国的债务问题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体制改革、空间组织转换与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一个具有时间指向和空间特征的非线性复杂过程.现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可概括为结构-增长分析和制度-增长分析两类模式,但都忽略了空间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从而难以全面解释和预测中国经济增长.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其特有的空间组织基础,现有的行政区空间组织基础是中国二十多年来体制改革的逻辑结果,已经难再满足中国经济进一步持续增长的需要.这就要求空间组织模式从行政区经济转换到区域经济,这一转换既为缓解经济结构性矛盾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和重要切入点,但也对深入推进制度变革尤其是构建区域综合治理结构提出了新要求.     

经济波动中的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基于1990-2007年中国数据的再检验

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均衡的角度,本文分析了在经济波动的过程中,功能性收入分配比例的变化将会对有效需求结构产生影响,这是构成中国经济波动的内在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提出政府在调节经济的同时,应特别注意到有效需求问题,保持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的适当比例关系,并调整收入分配.这对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本文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置于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之下,探讨经济体制改革何以使分权化体制下的金融资源得以释放的同时,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了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本文验证了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我们发现,在分权化背景下,金融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在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方面作用不同: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而财政体制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分权化的制度环境,但它本身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效应是含糊的。     

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协整模型研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效应,并引入虚拟变量比较了1992-2000和2000-2012年两阶段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和波动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已经不适宜作为社会主导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和对经济风险的缓释作用呈现明显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