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分化：经验与启示

基于美联储和欧央行2008年至2021年非常规货币政策实施情况，通过统一划分实施阶段和政策类型，对比美欧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运用TVP-VAR模型比较不同渠道的政策传导效果，探讨美欧非常规货币政策分化的时间、表现和原因。研究发现，美欧非常规货币政策在危机初期和危机应对阶段已经分化，在操作阶段、政策工具、政策目的、政策效果方面呈现出多维度分化的特点。美国和欧元区国家在经济基本面、危机爆发来源、危机应对方式和政策实施效果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美联储和欧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多维度分化现象。结合政策特点和基本国情，我国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时应强化风险控制，重视国际风险；及时精准施策，善用工具组合；加强政策沟通，作出明确承诺；把握经济全局，政策协调配合。     

从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助实践看最后贷款人制度的深刻变化

美联储在化解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创新了最后贷款人的工具和做法,使最后贷款人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达到一个全新的境地,其救助的做法和措施,在今后一定程度上将改变人们对最后贷款人理论和规则的认识,可能会对全世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责有着重要启示。     

中央银行对问题银行救助的博弈分析

针对陷入流动性困境的银行和资不抵债的银行，中央银行有不同的处置策略：救助或者不救助。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银行在面临上述两类银行的救助申请时，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通过建立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框架，对中央银行和申请救助银行之间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表明：当不救助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影响时，中央银行通常会采取救助措施；为了防止资不抵债的银行冒充为陷入流动性困境的银行“骗取”中央银行的救助，必须建立事后惩罚机制；此外，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对被救助银行加强监管来减小救助成本。     

最后贷款人的风险传染模型研究

传染性风险是最后贷款人决策的主要依据。本文基于风险传染模型通过计算模拟研究了银行同业市场的传染机理。研究结论表明，传染性风险所具有显著的扩散与放大效应可能导致整个银行系统严重紊乱甚至完全崩溃，从而使得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救助。     

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西方经济体中私人金融中介的失灵,各国央行对各自的货币政策执行手段进行了重大变革,从传统的以短期名义利率为核心转变为以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调整为核心,这一新的货币政策称为非常规货币政策。研究显示,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美国、中国两国主要经济数据都产生着影响。     

关于格尔木市八家信用社市场退出的案例研究——从CAMEL、金融安全网框架的分析

本文以2005年被撤销的格尔木市8家农村信用社(由原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为案例,结合金融安全网的三道防线(审慎性监管、最后贷款人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和CAMEL评级框架,分析了其从"局部支付困难→→风险扩散→→市场退出"这一过程中银行监管和中央银行救助的基本情况,提出要严格资本监管、严格限制异地股东入股地方法人类金融机构、建立规范的最后贷款人制度、信用救助和信心救助同步进行、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程、尽快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等相关政策建议.     

经济新常态下社会救助政策的改革思路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政收入增速降低导致社会救助资金增量约束增大,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导致中低收入群体失业和陷入贫困的风险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增加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投入、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我国绝对贫困减轻,但支出型贫困凸显,社会救助体系亟待转型升级;社会救助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较高,但存在投入结构不平衡以及救助人口增长效应递减等问题;各项社会救助政策的执行与低保捆绑,造成救助项目叠加和福利依赖等问题。要坚持救助前移的政策取向,增强社会救助的风险预防功能;积极探索社会救助服务,健全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加快引入政府购买服务,推动社会救助管理服务方式创新;完善救助对象认定和需求评估体系,增强救助精准性;理顺社会救助事权与财政支出关系,调整资金使用结构,建立以救助需求为导向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     

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启示及应对策略

受欧债危机影响,中国对欧盟外贸出口短期下滑明显,一定程度上缩减了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欧元贬值尽管会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中的欧元资产价值缩水,但客观上有利于推动中国储备资产多元化步伐。由欧债危机引发的热钱流动加大了中国金融市场承受的风险压力。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措施有利于隔绝这部分风险,对游资的监控还应进一步加强。未来中国在积极参与欧债危机救治的同时,应着重推动和巩固自身实体经济发展,提防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务等方面的风险。     

央行分支机构在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中的作用分析

本文结合现阶段央行分支机构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情况,阐述分支机构在履职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分析了分支机构在最后贷款人职能中的定位,提出分支机构应从维护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在系统性风险监测、风险化解与处置的协调和再贷款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发挥分支机构最后贷款人的微观管理作用.     

欧元区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政策评析——兼议宏观审慎政策的介入

为了预防欧债危机再次发酵,欧元区各国主要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财政政策搭配来刺激经济以及改善财政状况。但从长期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的风险一再加大,而紧缩的财政政策则让萎靡不振的欧元区经济雪上加霜,两者的叠加很可能导致欧元区在未来陷入滞胀。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摆脱危机,欧元区亟须对当前的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政策进行反思。另外,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引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凯恩斯宏观经济需求管理的缺陷,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互为补充。     

爱尔兰债务危机的近距离观察

爱尔兰债务危机主要因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以及政府对陷入困境中的银行业地毯式注资所引起,更由于外资力量的复合作用而恶化。这场危机不仅将放大欧洲银行业的风险敞口,而且可能危及欧元的存续。也正是如此,欧盟委员会和国际社会采取了果断的援救措施。不过,由于欧元区自身固有的体制性缺陷,欧债危机可能还会在另外的国家继续上演。     

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影响及启示

欧洲实体经济空心化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高福利高消费和制度缺陷是导致欧债危机必然发生的根本原因。欧债危机使欧元严重贬值并对我国出口造成严重冲击。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应将以出口拉动型转变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实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和福利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策措施,正确认识和发挥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积极预防地方债务风险。     

美、日非常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浅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危机后期,国家干预理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美、日两大经济体中央银行在政策利率接近零水平极限状态下继续实施各种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论文通过对比分析美、日中央银行在后危机时期所采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及实施效果,旨在对我国中央银行在后危机时期在政策调整上提出一些借鉴及建议。     

货币政策最后贷款人与存款保险

货币政策、最后贷款人与存款保险都是实现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保障,而三者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最后贷款人的过度救助不但干扰了货币政策目标,还助长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并降低其效率,而且有可能演化成为隐性的存款保险.尽管恰当的货币政策是存款保险的必要补充,但存款保险也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显性存款保险相比,隐性的存款保险与货币政策的冲突更加明显.     

美国政府在次贷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启示

美国政府在整个次级贷款危机的形成、发展、爆发和处理等环节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房地产泡沫,而随后利率提高又刺破泡沫,这构成次贷危机滋生的土壤;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监管不严,导致次级贷款风险积累;美国鼓励低收入者购买住房的政策促进次级贷款市场迅速膨胀;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及时出手救助,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危机蔓延。这启示我们：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要考虑微观经济主体风险承担能力;发展金融市场和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必须加强监管;在金融市场出现不稳定苗头时,中央银行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将危机消灭在萌芽之中。     

瑞典社会救助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瑞典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历程、救助对象、救助内容、救助标准、资金筹集与管理等对于我国实施社会救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需要合理界定保障对象,细化家庭收入核定标准;建立门类齐全的救助制度框架;加强救助者自身建设,提升救助效率。     

灾害救助过程中预测和判断的作用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转型期间,各类重大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频频发生,如四川大地震、08年南方特大冰灾、5.17株洲高架桥坍塌、甲型H1N1流感疫情等.在这些危机事件的救助中,我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重要性,也逐渐认识到建立灾害救助预测和判断体系的紧迫性.但目前,公共危机管理领域中更多谈论的是灾害救助决策体系的构建,忽视了灾害救助的预测和判断对于灾害救助的重要性.而预测和判断作为其起点,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救助新机制.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研究

通过梳理欧债危机的起源和发展状况,总结欧洲应对危机的举措,探索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分析其对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影响,以期为解决欧债危机问题提供建议,并为我国相关部门识别和应对欧债危机带来的风险提供参考。     

欧债危机经济与制度深层次原因探究

欧债危机出现的根源在于国民经济内在基本结构的失衡,货币政策调控权缺失,统一货币政策推高了南欧国家的通胀与工资水平,削弱了国家竞争力,贸易赤字日益严重。欧债危机国家普遍出现了脱工业化倾向,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创新性动力和支柱产业支撑,其在欧盟经济中日益边缘化。不顾本国财力强力推行的高福利政策加大了政府财政负担,优渥的国际市场融资便利使这些国家政府放松了对债务和赤字问题的整治,财政金融监管与协调乏力助长债务危机演化,直至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欧债危机问题全面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