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税制建设问题研究

一、1994年税制改革后地方税体系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的财税管理体制的实施,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便于加强宏观调控,此外,通过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合理地调节地区之间的财力分配。1994年税制改革,国家明确了中央税、地方税、共享     

试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化问题

一、财税体制中财政支出结构的主要2.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还未完全理顺,问题“分税制”体制不健全,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正在1.政府财政职能尚未转换到位,公共财政建立的过程中,财政对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调体制仍处于建立过程之中。各级政府尤其是多数节能力还很有限。过去十年间分税制的几次调整地方政府仍将发展经济、开辟财源作为政府的首以财力向上集中为主。1994年分税制改革只是明要职责,把公共服务作为第二位职责。不少地方确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力和财权划分,并政府直接筹划和投资竞争性项目,而用于公共服没有对省级以下各级…     

地方财源建设的若干思考

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后,中央采取主体税收上划的办法保证了中央收入,把资源型、效益型、分散型的财源留给地方。总的趋势是:增加中央财力,增强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按照分税制的体制与以前的包干制相比,福建每年增量财力将减少35％左右。地方财力增长要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事     

日本财政体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事权、财权和税收在各级政府之间如何分割,是财政体制的主要内容,各国财政体制不尽相同,但在追求公平和效率方面,各国财政体制是有相似点的。我国尽管在1994年建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税体制,但还有许多地方要完善。本文主要以日本财政体制为背景,从事权、财权和税收在各级政府之间分割角度,谈我国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我国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划分存在的问题及优化配置建议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我国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了划分,并与财权分配相结合,初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间关系基本框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一轮财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要以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为切入点,推动支出体制与收入体制联动改革,健全各级政府事权及“支出责任与财力匹配、与财权相适应”的新体制。本文主要从财政支出结构的角度对我国政府问财权与事权划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二者优化配置的建议及设想。     

化解县域财政困难的对策与建议

1、县域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地方可支配财力不足。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主要税种增值税上缴中央75％，地方仅为25％，减少了地方收入。福建省政府又出台城市“133”(增值税10％、营业税30％、所得税30％)上解体制，对县级市又集中一部分财力，县域财政收入更加不足。近几年龙海市经济发展较快，三资企业发展较多，但财力却增加不多，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降!从1996年的36．6％降至2001年的1％；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5．6％降至4．3％；税性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从71％降至59％，     

中日财政体制比较研究

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尽管建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税体制,但还有许多地方要完善。日本亦属于集权型的国家,但其分税制财政建设十分完善。通过对中日财政体制的共同特征、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分配的不同模式、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及转移支付体系的比较分析,提出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政策建议。     

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税改革研究

2013年8月1日,营改增试点作为我国税制改革的重要部分推向了全国,此次改革会直接影响中央和地方财力的分配。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财权财力集中到了中央,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却严重失衡。20年后,新一轮的分税制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尤其是近几年来,地方因财政困难,地方政府通过土地买卖获得财政收入,造成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且大量发行地方债,地方政府甚至面临破产的风险。本文将从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入手,分析营改增后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影响,并提出新一轮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路。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20年:回顾与思考

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经过20年的改革,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制度框架不断完善,制度内容不断丰富,显现出良好的政策与经济效应,但在其运行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为规范现行政府间财政关系,应在简化财政级次的基础上,清晰、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健全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以实现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的基本匹配。     

财政资源转移配置制度研究

一、对我国现行财政资源转移配置制度的分析(一)制度基础。政府间转移配置的制度基础是财政配置体制。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则以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为制度基础。财政体制是在事权划分基础上对各级政府的财政财力范围进行划分与界定的体制安排,主要以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这个指标来衡量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情况。同时,这个指标也以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参照系。这两个指标的具体含义是:(1)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是中央调控能力的标志,经验数值一般在60%左右为宜。如果这个数值过低,表明中央对地方缺乏调…     

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问题研究

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后，开始试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般转移支付主要体现为中央对地方的财力补助，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安排支出，增加地方财政实力，解决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纵向不平衡问题。这包括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以及1995年开始实施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等。专项转移支付则主要服务于中央的特定政策目标，地方政府应当按照中央政府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包括中央对地方实行的工资、社会保障、环保、抗灾救灾、扶贫帮困等方面的转移支付。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存在形式不规范、管理不到位、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     

“乡财县管”改革的直接动因:“分税制”改革所造成的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失衡

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带有强烈的制度创新性质,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主要是中央与省级之间)的财力分配关系,又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大大淡化了条块分割的行政隶属关系控制,为政府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正确发挥调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创造了条件。然而必须看到,该体制为种种条件所制约,仍然带有强烈的过渡色彩,难免遗留下不少问题。随着时间推进,这些问题趋于明朗化,对地方财政运转的不良影响日渐表现出来。最突出的一点便是造成了基层政权所承担的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通过“分税制”所建立的财政体制重新界定了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和事权范围,着眼点是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当时尚做不到配套确定省以下政府之间财力分配框架,原本寄希望于通过逐步深化省以下体制改革,在动态中解决此问题。但由于省以下的体制改革近年并未取得明显进展,财权划分模式与事权划分模式出现了网相背离格局。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我国实行分税制的主要意图之一是扭转过去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过低的局面,这符合分级财政体制正常运行的基本要求。客观地说,与较充分发挥中央自上而下转移支付调节功能的要求相比,目前中央财力集中程度还不够,仍有待逐步提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趋向被盲目推广和延伸,在省、市形成了上级政府都应集中资金的思维逻辑。1994年以来,中央的资金集中度实际在下降(从1994年的55.7%下降到2000年的52.2%),而省级政府的集中程度却不断加大,年均提高2%(从1994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市一级政府同样在想方设法增强集中程度。2000年地方财政净结余134亿元,而县、乡财政赤字不断增加。这说明,实际上财力在向省、市集中。省以下政府层层向上集中资金,但基本事权却有所下移,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成为现在的突出矛盾。按照事权划分规则,区域性公共物品应由地方相应级次的政府提供。近年我国省级政府在向上集中资金的过程中,县、乡两级政府仍一直要提供义务教育、本区域内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等多种地方公共物品,同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往往尚未有效排除介入一般竞争性投资项目的“政绩”压力与内在冲动),而且县、乡两级政府所要履行的事权,大都刚性强、欠账多,所需支出基数大,无法压缩。比如九年制义务教育,该项支出有法律依据,而且由于人口规模扩大和相关支出因素价格上升较快,所需资金膨胀更快。转轨时期,工业化、城市化推进和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大量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是要由省以下地方政府来提供的,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承担着宽广、具体的政治责任和经济责任,这就亟须在明确各级政府职能分工和建立科学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的配套条件下,使基层政权的事权、财权在合理化、法治化框架下协调职责与财力,使之对称。这本是“分税多级”财政体制的“精神实质”所在,一旦不能落实,则成为基层财政困难的直接动因。     

中国现行地方税体系评析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将税种按收入归属划分为中央税、共享税和地方税。我国的地方税在分税制近二十年的调整和完善中已渐成体系,地方税体系在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财力纵向配置关系、规范地方财政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等方面均发挥了正面效应。但从建立规范的分级分税财政管理体制的要求看,中国的地方税体系仍存在着诸如地方税体系缺乏整体设计,主体税种面临缺失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分税制下如何协调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

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继续进行,但如何深入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分配体制、协调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统一是值得我们深究的话题。     

何以化解土地财政

回顾政府财政体制变迁的历程,政府财政管理体制是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其核心问题是明确各级政府之间支出责任和收入划分,以及转移支付制度等。然而,近些年来,地方政府由于财力不足,不得不"借地生财",造成严重的"土地     

“营改增”背景下重塑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思路

正"营改增"的继续推进,将涉及寻找新的地方主体税种,重新布局地方税体系,以及调整地方和中央之间财政分成比例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可以"营改增"为契机,重塑分税制财政体制,基本思路应涉及以下内容:1.尽可能细化事权范围、支出责任,并与财权、财力配置相适应。如应尽可能列举各级政府的全部事权范围,相应明确支出责任,并配置相应的财权与财力,对于长期性项目和跨区域项目,则应明确相关政府责任主体的分摊比例。对     

走向均衡化的大国经济治理：新中国财政集权与分权关系的演变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集权与分权关系是大国经济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均衡化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认为大国财政关系的关键在于实现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力均衡,利益冲突则会使既有的财政体制失衡,而双方的利益调整将伴随着财政体制的演变。在这个框架下考察新中国财政集权与分权关系的演变过程发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主要经历从“统收统支”到“央地权力均衡”、从“放权让利”到“地方主义”失衡、从“分税改革”到“制度均衡”的探索,总的趋势是各级政府和区域利益关系的均衡化及相应的制度化。为此,需要通过制度化和法治化构建均衡化的长效机制：基本目标是围绕大国财政治理中的关键性问题,进一步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即在走向均衡化的过程中构建中央和地方财政利益均衡的长效机制;基本任务是建立和完善职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即完成职责、财力和区域均衡“三位一体”的任务;基本要求是形成各级政府事权、支付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稳定制度,即遵循现代财政制度的事权、责任和财力协调的“三项原则”,构建有效的财税体制机制。     

完善财政体制势在必行

近年来,税费改革工作试点取得很大成功,农民负担总体上有所减轻。但税改后乡镇和村的可用财力减少,难以维持低水平运转,有些地方出现反弹。这与基层政府财政体制不顺、事权和财权分配比例不当有关。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关键是完善财政体制,调整中央和各级地方     

制度变迁、税权配置与地方税体系改革

本文基于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视角,分析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分配关系的变化,指出没有进行明确立法规范的事权下移导致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不能匹配,地方财政风险加大。提出应遵循制度变迁规律,突破路径依赖产生的低效锁定,进一步优化各级政府间税权配置,在立法、执法和收入分配等方面提高地方政府的参与度,着力培育所得税与财产税等地方主体税种,增强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     

"乡财县管"改革的社会学分析--以安徽省G县为例

一、导论(一)问题的提出。从1994年开始,我国建立了带有强烈的制度创新性质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主要是中央与省级之间)的财力分配关系,使得我国乡镇具有了完整且独立的财权。然而必须看到,该体制为种种条件所制约,仍然带有强烈的过渡色彩,难免遗留下不少问题。随着时间推进,这些问题趋于明朗化,对地方财政运转的不良影响日渐显露出来。其中,突出的一点便是造成了基层政权所承担的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财权划分模式与事权划分模式出现了两相背离格局,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并加剧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