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股利政策、大股东掏空和资源配置:基于公司成长性的分析

文章从大股东掏空的视角探究了现金股利政策的制度根源。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成长性对现金股利支付率具有较显著的负向影响,现金股利政策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即使大股东存在掏空的动机,第一大股东仍有较强的激励优化现金股利政策和公司资源配置;而且,第一大股东优化公司资源配置的激励随着其持股的增加而增强。第一大股东在决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和投资决策的积极功能。     

外资大股东能抑制现金股利隧道效应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抑制隧道效应是我国证券市场实施引入外资股东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研究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从现金股利隧道效应角度实证检验引入外资股东是否能有效控制控股股东掏空行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实证结果证明：（1）外资直接持股能够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发挥一定的抑制作用,而间接持股则没有明显作用;（2）直接持股外资大股东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抑制作用与其持股比例密切相关,当持股比例适度时,外资股东能够抑制第一大股东的掏空行为,降低第一大股东隧道效应。但当外资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成为第一大股东或与第一大股东接近时,外资大股东的监督作用和隧道效应抑制作用会消失。无论是改变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度量因子,还是使用更为保守的样本,这一结论都是稳健的。     

技术赋能、散户积极主义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

在公司治理框架内，散户投资者长期扮演“沉默的多数”和“用脚投票者”角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技术赋能使得散户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发声”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散户积极主义由此成为新兴的外部治理机制。本文以“互动易”和“e互动”平台上投资者互动行为作为散户积极主义的代理变量，从现金股利分配视角考察了这一新兴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结果显示，散户积极主义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散户积极主义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两个路径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制度环境会影响散户积极主义治理效应的发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信息媒介越多、互动深度越深，散户积极主义对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就越显著。此外，散户积极主义还对“铁公鸡”和“微股利”公司具有积极的治理效果，且并没有透支企业的现金股利分配能力，其对企业的持续监督提升了现金股利分配的稳定性。     

现金股利、自由现金流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基于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的分析

以2007～2013年的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现金股利、自由现金流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非效率投资;自由现金流富足的上市公司倾向于过度投资,现金股利对自由现金流富足的制造业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自由现金流短缺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投资不足,同时也未能从以往年度连续派现的良好记录中获益以缓解投资不足的困境.     

诌议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的选择

随着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将能够更大程度地直接反映公司的市场价值。股利政策作为公司的核心财务问题之一,一直受到利益各方的密切关注。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是公司进行股利分配最主要的两种分配方式。通过比较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的区别及影响,分析中美上市公司对两种股利分配方式的不同选择的现状及原因,据此分别从投资者、公司治理、资本市场三个角度提出思考与建议,以期对改善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提供指导。     

大股东控制与利益输送方式选择——关联交易还是现金股利

尽管众多研究都表明股权高度集中环境下大股东会通过关联交易和现金股利来实现利益的输送,但很少有研究分析大股东实现利益输送目标的行为方式选择。本文对关联交易和现金股利两种利益输送方式的收益与成本进行分析,提出在既定利益输送程度的限制下,两种利益输送方式存在替代关系的假说。本文对2002～2005年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与现金股利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证实这一假说成立,并且发现大股东不同持股比例下对关联交易和现金股利两种利益输送方式的选择也不同。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利益输送方式的选择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我国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发放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解释。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研究

本文从分析现金股利政策存在的问题、原因入手,然后提出完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建议。     

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的比较分析

本文将比较分析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的并行是我国上市公司的特色，本文在理论分析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动机差异的基础上，分别建立现金股利分配模型 股票股利分配模型，给出影响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的公共解释变量和差异解释变量。本文认为，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的差异在于公司当期在未来盈利水平的变化及资金的紧张程度。股票股利能起到一种递延和替代现金股利的作用，但是，公司能否被市场承认，最终将取决于公司长期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     

中国外部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用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衡量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用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水平反映外部治理环境,构建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外部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的外部治理环境越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意愿越强、支付水平越高;外部治理环境可以明显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     

企业社会责任、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

本文选择我国2008-2016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首先实证检验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更倾向于派发或连续派发现金股利,并且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接下来本文对企业发放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企业发放现金股利通过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抑制代理问题,缓解了自由现金流富余的企业的过度投资,连续派现向市场传递出的积极信号为企业带来新的融资,缓解了自由现金流紧缺的企业的投资不足。最后,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在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的相关关系中发挥了何种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增加现金股利的发放,进而可以显著提高现金股利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倾向于连续派现,从而提高了现金股利对投资不足的缓解程度。     

盈余和股利信息含量的交互作用

文章主要研究中国上市公司年度盈余宣告和股利宣告的信息含量.中国上市公司在宣告会计盈余的同时宣告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文章在检验这三类宣告信息有用性的同时,也对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检验.基于对1232个同时宣告的数据集的研究,我们发现非预期盈余(用盈余变化表示)与异常收益正相关,这表明投资者利用盈余宣告信息来确定股票市价.股票股利则加强或减弱了盈余信号.股票股利和股票收益之间存在着较弱的相关性.现金股利和股票收益之间也没有明显的联系,这和股利不相关理论是一致的.此外,各项的敏感性检验结果都表明,文章的结论是稳健的.     

融资约束、再融资能力与现金分红

文章将2008年关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新规定作为公司再融资能力下降的外部冲击,检验再融资能力的下降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通过两次差分法(DID)比较研究新政对具有不同融资约束公司现金分红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再融资能力的下降使得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显著减少。新政颁布后,有融资约束的公司显著增加了现金分红;而新政颁布前,有融资约束的公司现金分红显著低于无融资约束的公司,文章的证据支持现金分红可作为区分国内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有效指标。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问题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目前分配现金股利的数量以及支付水平普遍较低,使得以分红收益和资本利得所构成的投资收益结构长期处于非理性的失衡状态,导致整个市场投机盛行.本文通过对现金分红的意义和动因的阐述,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来促使上市公司提高现金分红的比率和水平.     

后疫情时代餐饮企业现金流管理问题探讨

新冠疫情的爆发给餐饮企业带来了沉重的现金流压力,而后疫情时代时有发生的疫情反弹也要求餐饮企业加强现金流管理。现金持有的预防性动机不足、营收结构简单、可变动成本黏性大、资产使用效率高加大现金周转压力、快速连锁式发展占用大量现金等是疫情冲击下餐饮企业陷入现金流困境的主要原因。而在后疫情时代,餐饮企业可以通过适当增加预防性现金持有和金融资源储备、构建应对突发事件的"冬眠疗法"、创新商业模式以改善企业现金流结构、合理控制企业扩张速度、获取外部政策和资金支持等途径来改善现金流管理现状。     

现金流组成要素对企业盈利能力的预测作用——基于核心与非核心现金流

本文选取757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在企业的现金流组成要素中,不同要素对于企业盈利现状的解释能力和对盈利前景的预测能力有何差异,以及不同要素的盈余持续性有何差异。研究发现:(1)拆分后的现金流比现金流总额对盈余和股票报酬具有更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2)核心现金流对盈余和股票报酬率的解释和预测作用比非核心现金流的要强。(3)核心现金流的盈余持续性比非核心现金流的要强。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今后盈利预测研究充分挖掘现金流组成要素的信息含量和预测价值提供了实证依据。     

制度环境、行业周期效应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

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普遍被认为是外生的,然而不同的制度环境、不同的行业周期阶段对其是存在异质性效应的。通过固定效应等模型发现:(1)越是成长期行业,控制权比例和现金流权比例均越高;越是成熟期和衰退期行业,控制权比例和现金流权比例均越低;越是国有企业,中央控制和地方控制国企其控制权比例和现金流权比例均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控制权比例和现金流权比例均越低。(2)越是成长期行业,两权分离度越小;越是成熟期和衰退期行业,两权分离度越大;越是国有企业,无论是中央控制还是地方控制国有企业其两权分离度越小;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两权分离度越大。(3)制度环境分组下行业周期对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具有差异性效应,行业周期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更能对两权分离度产生效应。     

现金流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

本文拓展了现有研究框架,结合创新型行业中的"赢家效应"和融资摩擦,研究了复杂环境下企业在创新研发投入与现金持有之间的最优权衡及现金流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决策及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赢家效应"较强时,企业着眼于现金流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机遇","资助效应"占主导地位从而刺激企业进行较为激进的创新研发,此时现金流不确定性会提升企业价值。反之,在"赢家效应"较弱时,企业更注重现金流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预防效应"占主导地位从而促使企业进行更为保守的创新研发,此时,现金流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价值。特别地,在融资约束附近,现金流的边际效用很大,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会显著减小企业外部融资的概率,缓解融资约束并提升企业价值。此外,融资摩擦的存在可能会使现金流的不确定性对创新策略及企业价值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研究结果为创新型行业如何有效地管理现金流不确定性,合理地进行创新研发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金字塔结构下控制权、现金流权偏离与隧道行为

隧道行为虽然合理地解释了金字塔结构下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但对重复博弈条件下中小股东明知道利益受到侵害却依旧投资金字塔结构公司的激励动因的解释力度不足.受到LLSV掏空模型的启发,笔者构建了一个数理模型,考察在股权相对集中条件下控制性股东持股比例、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法律保护程度、惩罚力度四个因素对隧道行为的影响.模型表明,两权偏离度与隧道行为正向变动;法律保护、惩罚力度与隧道行为反向变动;持股比例对隧道行为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较高的持股比例增强了侵占动机,当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后则产生支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