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的“喜”与“忧”——以武汉市滨湖村实证分析为例

2011年5月,笔者在滨湖村进行了为期5天的驻村调研,与基层干部群众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笔者认为,关注三农,既需要关注宏观的政策层面,也需要关注微观的实证层面,某种意义上,微观的实证分析,对于宏观政策的完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皋“333”模式解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实践与思考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内转）；另一种是“离土又离乡”，向外输出（外转）。其转移就业总的原则是：在合理有序过程中，坚持两条腿走路。怎样实现农民转移就业、致富增收和充分就业目标？本文就“333”如皋模式试作粗浅分析研究。     

城市化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对无锡市农村“双置换”政策的研究

双置换是经济发达地区无锡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在不涉及土地产权基础的前提下,对土地管理与使用方式的改革。在对其政策体系与农民收益分析基础上,应用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立论分析了双置换前后的利益格局,指出了其后续的难题。     

集体土地资本化中的“乡乡公平”及其对城市包容性的影响——珠三角南海模式的再认识

快速城市化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关乎社会公平,于包容性发展至关重要。对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既有研究偏向宏观的理论探讨,对现实中不同土地制度类型和相应的公平结果研究不足。此外,社会公平的讨论多以城市社会为背景,对因乡村自治非农发展而形成的半城市地带的地租分配、乡乡公平状况关注不够。通过深度研究南海,这一集体土地资本化的典型,发现,其集体土地的经济属性历经了生产资料、非正式资产、正式资产和资本化,这四个阶段。非正式资产下,地租区位级差尽归村庄(民),拉大了城郊与远域乡村间在集体和居民收入上的差距,也使村民与外乡人间的收入悬殊。存量改造中的土地资本化凸显地租级差,进一步扩大差距。为提升包容性,政府应增强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再分配能力。     

发展农村金融与农民增收困境之谜——不同农业经营模式下农村融资机制绩效的比较分析

很多学者认为,只要创建完善的农村金融体制,就可以使农民增收。但是,笔者认为,农村金融机制的完善并不一定能提高农民的收入。现实是,农民把资金存入银行,通过银行转移到城市中去。即使有了资金来源,农民也无法利用。应创造一种什么模式下的农村融资机制,进而有效地促进农民增收,成为我们研究的主题。我们的观点是:农村融资机制的创新必须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结合并进,以土地银行为突破口开创农村金融体制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