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良芳：2008，中国如何应对全球经济放缓

2007年，全球经济金融虽然仍处于增长周期之中，但出现了高油价、高粮价、全球通胀风险和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减缓。笔者提出，2008年我国经济金融宜采取以下一些对策：防范美国经济下滑对我国经济发展冲击的同时，是对美欧银行进行战略性投资参股的好时机；实施重在节流的新能源政策，城市应以发展公共交通为主，严控私家车发展；财政、审计部门应采取严格的增收节支措施，压缩公务费用开支400亿-500亿元用于扶持“三农”。     

不利冲击下中国经济为何具有强劲韧性？——基于制度适应性效率的经验研究

文章在“不利冲击—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经济韧性”的框架下分析中国经济遭遇不利冲击时保持强劲韧性的制度根源。当经济遭遇不利冲击时,政府凸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并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作用,将有限资源进行再配置,支持和扶持受冲击地区或者城市,对冲不利冲击的负面影响,使得经济快速恢复增长,从而保持经济韧性。文章采用地震这一不利冲击,运用CRITIC-熵权TOPSIS模型测算出1997—2020年经济韧性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检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实证分析发现：（1）地震对经济韧性的负面冲击为5.830个百分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6.452个百分点；（2）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存在地区差异,南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12.423个百分点,北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5.500个百分点；（3）政府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2.381个百分点,银行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3.746个百分点,企业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2.218个百分点；（4）南方地区三个部门的对冲效应均高于北方地区,而且南北地区银行部门的对冲效应均最高,其次是政府...     

通胀目标制与汇率目标制不能共存吗

基于汇率传递的风险溢价渠道，本文将我国利率调控通胀、外汇储备对冲干预汇率纳入新凯恩斯政策模型，构建双目标双工具政策分析框架，比较泰勒规则与双目标双工具规则下通胀目标与汇率目标共存的经济机制与效应。本文模拟显示：（1）双目标双工具政策框架下通胀目标与汇率目标能够共存，此时通过影响汇率风险溢价来盯住汇率不影响通胀；而单工具政策下两目标无法共存，此时降低国内资产的收益率盯住汇率会刺激居民的消费行为引起通胀。（2）国际资本冲击下，双目标双工具政策在固定汇率的同时能保证经济稳定；而当贸易条件恶化时，选择完全浮动汇率制度最优。央行政策损失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以上结论。（3）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深入，外汇储备稳定汇率的有效性将下降，冲销成本会大幅提升。资本账户开放下，双目标双工具政策仍是央行抵御外部资本冲击的首选政策；但是汇率市场化后，通胀目标制与双目标双工具政策效果基本无差异。本文结论的启示是：面对国际资本，需必要的汇率管制；但是面对贸易冲击，可适度提升汇率弹性来减少冲击对产出和通胀的影响。     

当前中国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的途径

8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现存农地制度的讨论一直很活跃，通过分析政府权力介入、国家政策以及制度本身缺陷等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提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突破，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1）通过立法限制政府行为；（2）清晰界定土地产权；（3）落实土地承包政策；（4）建立健全土地流转体制；（5）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提倡适度规模经营。     

中国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动态机理研究

构建经济计量的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检验中国31个省市1993～2009年经济增长与工业发展之间相互影响和冲击的动态关系,分析不同的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中长期的相互冲击机理作用。研究显示,经济增长与不同工业发展的相互冲击是非对等的。具体说,采矿业中的煤产量、制造业中的汽车产量、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中的发电量与建筑业中的钢材产量对经济增长冲击作用较小,经济增长对不同工业发展的冲击作用相对比较强。中国在实施工业政策时要考虑工业结构的合理性和经济增长对不同工业发展的冲击效果。     

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家庭养老视角的理论分析

本文在代际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家庭养儿防老和死亡遗赠的机制,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与家庭的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我们发现,在家庭养老经济下,（1）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具体取决于老年抚养比、资本产出弹性、少儿抚养比以及维持后代生存的必需照顾时间等参数设定。（2）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家庭储蓄率与少儿抚养比无关,但少儿抚养率同家庭教育投资率成反比。另外,根据现实可行的参数,数值模拟表明,在当前人口预期寿命既定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将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老龄化加强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将随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进一步下降。总之,我们发现,在当前的家庭养老经济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当前的中国应该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产出／价格稳定性文献述评

Taylor（1979，1993，1994）开创性的论文将学界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关注转向产出／价格波动性替代关系的权衡上。价格稳定性目标下，中央银行使用货币政策工具促使通货膨胀预期等于通货膨胀目标；但该过程在降低通货膨胀波动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产出和就业的波动。在对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基于Rogoff（1985）的研究思路，本文构建政策决策者在产出／价格波动性之间替代性的选择模型．得出结论：当（需求或供给）外部冲击出现时，从社会福利损益角度来看，不确定性背景下产出稳定应该是比价格稳定更易接受的选择。     

当前美国经济的新情况及对我国的影响

（一）美联储的政策明显转向，由前两年连续七次加息以控制通胀，今年转向了连续三次减息以防止衰退。这个政府变化主要是由于去年美国经济由上半年增长6．1％急剧下降到下半年1．6％，引发了美国股价暴跌，消费和投资信心受到严重伤害，增大了美国经济陷入潜在衰退危险。目前，美国经济急剧减速的影响，美联储减息措施的有效性，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程度很还很难预测。     

政府政策评价的改变：从增长极大到社会福利极大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人了最好的发展时期，然而，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日趋突出，如：收入分配（包括财富分配）差距的持续拉大；“三农”问题的日益尖锐；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教育、医疗、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领域方面的不平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相关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疫情冲击、修复调整与基础再造的中国宏观经济*

2020年注定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市场主体产生了剧烈冲击，全球经贸体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停摆”。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判断超级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与回升潜力；二是基于以上判断为疫后经济修复和中长期发展提供适用的政策建议。本文重点关注四个核心问题：第一，现阶段中国经济复苏的进展和性质；第二，下阶段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点；第三，如何科学安排一揽子规模性政策和工具组合以产生理想政策效果；第四，现有政策空间是否足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增强韧性和实现基础再造。在以上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基于经济自我调整力量和宏观政策拉动效应的模拟分析，本文形成对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核心指标的预测和展望，据此提出系统性政策建议。     

宏观经济冲击的作用机制与传导机制研究

经济冲击(economic shock)是目前经济学文献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关键词。自从Frisch(1933)提出经济冲击机制问题以后,凯恩斯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等均对经济冲击给予了高度重视。经济冲击问题已经成为经济政策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问题。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驱动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识别

当前，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制造业企业逐渐显现出“脱实向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较为明显。本文使用2009—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本文基于现金持有、实物期权和委托代理理论，进一步识别了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程度；（2）融资约束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3）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客户集中度、银行监督程度均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正向影响。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本文在考虑所有制和规模异质性、政府补助的影响后，其主要结论仍然稳健。本文针对监管部门政策实施、流动性支持、资金流向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只有“第四驾马车”才能拉动中国经济

消费品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类：民生必需品、一般消费品和奢侈品。经济萧条到底会对消费品产生什么冲击呢？如果你平常的饭量是两碗饭，即使经济萧条导致你的收入下降，你还是要吃两碗饭；反之，即使你收入上升，你也还是吃两碗饭，不可能吃五碗。所以对于民生必需品来说，萧条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小的。因此我们只讨论一般消费品和奢侈品。     

我国现阶段就业政策及效果分析

为了促进就业增长，减缓失业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我国政府相继实施了再就业工程、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让部分劳动者提前退休、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政策的实施，对干缓和我国就业矛盾、促进就业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干经济条件的限制、政策本身的局限或者政策实施者主观方面的失误，导致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银行集中度与银行风险

本文基于2007—2018年30家上市商业银行季度面板数据,首次针对不同方面的银行风险,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详细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银行集中度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银行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但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2）银行集中度的上升会导致银行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上升,但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不显著;（3）集中度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随着银行集中度上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更加剧银行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且会进一步减弱银行风险承担。本文采用不同的银行集中度变量并涵盖多种银行风险衡量指标的实证结果均稳健。进而笔者基于实证结果,在银行风险防控方面对政策制定者及监管部门提出一些建议。     

美国经济增长与反垄断政策——由微软公司被起诉引发的思考

竞争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的最根本的动力机制，而垄断是扼杀竞争之手，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与繁荣的桎梏；自由放纵的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垄断的产生，因而需要政府采取反垄断政策对经济进行有为而治。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对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摩擦与宏观经济

基于Baker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平滑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通过实物期权机制对投资和产出造成短期的负面影响,加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性;金融摩擦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金融摩擦的程度以外部融资溢价水平来衡量,在外部融资溢价水平"高"的情况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对宏观经济的不良影响更大。     

三年困难时期救灾途径探析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和其他政策失误以及自然灾害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采取的主要措施有：（1）党和国家对经济困难的政策：进行代食品的宣传推广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粮食调运和粮食返销；调整农业的政策、提倡节约。（2）人民政府带头安排社员生产自救。最终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救灾的胜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教训。     

对外经济开放结构关系研究

对外经济开放结构关系研究李海舰研究表明，对外经济开放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四个分系统或子系统结构所组成：（１）开放国别结构；（２）开放地区结构；（３）开放客体结构；（４）开放流向结构。现以中国为例，就对外经济开放结构系统构成说明如下（详见图１...     

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构*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微刺激”效果下降,而“强刺激”带来了严重后遗症,导致这种状况的关键原因是政策框架在整体上出了问题。重构我国宏观政策框架的战略定位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短期应对不断加剧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2）中期应对结构调整的负面冲击;（3）长期构建高效的、可持续的和动态一致的宏观调控模式。重构政策框架的原则性要求包括：（1）宏观经济及金融的稳定性与国际收支平衡应该成为显性目标;（2）财政政策主要指向结构调整期的短期阵痛,货币政策指向宏观经济及金融稳定性;（3）宏观政策应该遵循市场化、可预期的操作模式。在具体策略上可以选择国债市场作为突破口,通过改变国债发行规模和方式,推动国债市场的大发展和大开放,以此拓展整个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开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