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技术进步为核心加速实现老工业基地向先进制造业基地转变

党的十六大指出,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为我国指明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是“发展要有新思路”的最好体现。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从企业的生产组织来看,传统的工业化生产以标准化、大批量生产为特征,企业生产规模大,协作范围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实现工业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抓发展重点要抓好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内涵十分丰富,但关键在一个“新”字上,“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无论从指导思想上还是从具体抓法上都要有别于传统工业。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TFP的指数体系因素分析估计及其新界定

正确估计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因素或全要素生产率因素是研究，规划，调控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本文通过对现有测定方法的评价论证，认为模型测定法律ＴＦＰ无法涵盖“全要素生产率”的确切含义，认为指测定法虽然涵盖“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但在计算上有局限性，进而本文运用指数体系因素分析法对近年来上海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实证估计，并由此提出了ＴＦＰ的概念－“要素结构生产率”。     

税收征管、企业税负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借助“金税三期”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考察税收征管加强带来的税负上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加强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该影响对属地税局管理的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减降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税收征管加强及企业税负提高,通过弱化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抑制技术创新,降低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研究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以加强税收征管支撑税制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赋能、产业链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赋能为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新契机。本文利用2011—2020年中国1075家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赋能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创新性地提出产业链整合的逻辑框架和测量方法。研究发现：数字赋能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赋能提升1单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0.26%;数字赋能通过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和供应链效率等进行产业链整合,进而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赋能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因企业性质、行业特征、营商环境等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非国有、非高技术类、地区营商环境较好的企业数字赋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更高。本研究有助于增进对数字赋能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解,解释了“索洛悖论”来自于产业链整合的差异性,这为数字赋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国家级新区建设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文章将国家级新区设立视为一次自然实验,选取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在“反事实”框架下,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第一,国家级新区设立对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国家级新区设立主要通过“政策效应”“集聚效应”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级新区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仅与区位条件、市场发育程度等外部环境因素相关,还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成长周期等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文章为评估国家级新区政策效应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与经验证据,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研发支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应对经济风险能力至关重要。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发布的2016年为时点,选取2010—2021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产业政策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十三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显著高于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研发水平较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政策变动的反应高于研发水平较高的企业。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证实,研发支出作为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存在“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研发支出增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导机制,且非国有企业的传导机制更为显著。     

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基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

基于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文章提出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随内部薪酬差距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并以全部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20年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部薪酬差距与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倒“U”型曲线拐点到来之前,内部薪酬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正向的;而突破了拐点之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将随之下降。产权性质在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且在国有企业中对二者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     

“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基于"营改增"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提升了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税改前增值税税负越重,政策效应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越大。异质性检验表明,"营改增"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发现,"营改增"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规模效应、提升劳动产出效率以及促进研发投入这四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在上述路径中受益程度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政府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型工业化道路探析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考察

在准自然实验的框架下，文章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对中国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突然停止”冲击导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9%;异质性考察显示，规模小、资本密集程度高、政府补贴程度低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突然停止”的影响程度更强；机制分析表明，“突然停止”冲击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抑制全要素生产率，融资约束在该作用机制中起到调节作用，而且随着融资约束的增加，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程度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突然停止”发生之后，增加内源融资和外源股权融资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升。由此，文章认为，完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降成本”,引导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稳创新”,拓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广开源”,完善自主创新长效机制“注活力”,将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冲“突然停止”冲击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进入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必然趋势。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消费结构升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微观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消费结构升级通过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分别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创新要素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结构服务化下,消费结构升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正向作用是“边际效应减弱”的;消费结构升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在行业与企业两个层面具有异质性。为此,应将供给和需求两侧协调配合,一方面采取措施恢复、稳定和扩大内需;另一方面支持企业进行创新投入,参与创新活动,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中国现代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阶段,重化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水平低,其发展的驱动因素呈现为不合理态势。因此,中国需要构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代表产业升级方向的现代制造业体系。研究现代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特征,可以揭示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环境责任对大型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为了解环境责任与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基于2020年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的大型建筑企业2009—2019年数据,采用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方法测度了大型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运用Tobit回归分析了环境责任对大型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多数大型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上升状态,且受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提升的双重驱动;(2)环境责任能够显著促进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3)独立董事比例、企业规模会抑制大型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营商环境及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则能显著提高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研究为大型建筑企业加强环境责任建设,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实践指导。     

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政策

上世纪80年代始,我国的产业结构问题十分严重。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为此,我国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产业结构政策应该把形成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主导产业;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保持并加快基础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能源和资源节约型产业;促进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转换等几个方面作为政策目标,并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     

个人所得税减税激励何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创新型人力资本为中介

个人所得税减免可有效激励员工工作,影响创新型人力资本结构和积累,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如何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文章以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为契机,选取201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18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衡量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三个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效率、人力资本成本、人力资本结构均通过了中介效应检验,说明创新型人力资本在个人所得税改革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个税改革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在规模大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非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更加显著。     

区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1—2019年，全国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均值呈先缓慢下降，后持续上升的两阶段特征；全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则呈持续上升的趋势。(2)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最大。同时，这个提升效果会受到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即企业战略柔性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强。(3)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加强人力资源配置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4)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区域的研究样本中更显著。因此，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培育双元复合型人才，发挥国有企业的“领头羊”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