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职业角色的改变并没有使他们的社会身份发生转变。而如果没有社会身份的转变，农民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去。学术界对农民工司题已经做了不少调查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把农民工问题与城市化问题分离开来进行分析和讨论。本文置身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民工的现实处境与未来归属等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资金来源分析

据2006年4月国务院政研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76．4％农村劳动力没有受过技术培训。可以说缺乏一定的教育基础将影响他们受培训的机会，从而影响他们的发展，也影响了我国人才结构的提升。通过农民工子女教育是他们代际改变自身，增进发展机会的重要前提。     

何处能安放新生代农民工焦虑的青春？

国家人口计生委10月9日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规模不断增加，已占农民工整体的47％。他们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8年；不断向制造业集中，46．3％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产业工人，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10多个百分点。     

农民工压力调查及减压策略--以河北省农民工为例

农民工在诸多方面处于不利的社会境地中，带给他们各种心理压力，威胁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安定。对河北省196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表明，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偏大，心理健康问题比较严重，需要政府、企业和农民工自身通力合作，才能有效降低压力的负面影响。     

农民工身份困境及社会后果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的思维模式、工作方式和生活状态不断地发生变动,30年过去了,他们中有许多早已经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但制度对他们的身份认可却严重滞后。目前农民工存在着被看做农民、被看做工人、被看做非工非农等多种身份标签,身份压力由此产生,并酿成多种社会不良后果。中国现有农民工社会制度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发展、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工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有序发展。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与农民工有关,许多重大政策的出台受到农民工问题的制约,因而围绕农民工的相关制度改革宜早不宜迟。     

农民工工资决定方程的代际对比

一、前言本文对农民工的定义为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拥有农业户口的劳动力,其中不包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包括大专在内）毕业后在城市工作的人群。因为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他们的工作和生产环境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相去甚远,已不能称之为农民工。农民工现象是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而出现的,这一现象已有几十年的历史。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民工这一群体内部开始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呈现出不同的群体内部特征。其中,尤以80、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为代表。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更加渴望融入城市、对农业、     

图书馆保障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对策研究

通过对农民工信息行为特点的研究，分析其处于数字鸿沟边缘的原因，建议图书馆应当根据他们信息行为的特点，提供对他们有针对性的信息需求服务方式。     

基于C—D生产函数的中国农民工对经济贡献的实证分析

选取中国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概况，并基于C-D生产函数的基本理论，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定量测算了农民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1995—2005年中国农民工对经济的贡献占第二三产业产值的5.59%～8.72%，农民工对于第二三产业的经济发展贡献较大。对切实维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法权益，不断促进中国经济稳步增长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受到了不平等的政策待遇，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表现的状况并不乐观。，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既符合城市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要求。为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完善和改革制度体系两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与农民工问题

我国面积博大但适合人类居住的空间有限，人口众多尤其是农村人口多，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大，人口流动规模和空间跨度大，大量农民工跨区域流动，导致我国城市化过程呈现出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征。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就是以农民工本地化或市民化为主体的城市化。城市应加快对农民工的承载能力和吸纳能力，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对沿海地区外贸出口形成很大冲击，农民工的就业受到影响。对留下来的人应按照市民的待遇完善各种保障，当地政府对待被解雇的农民工应象对待本地市民一样，发放失业保险金或救济金，使他们能找到新的工作。     

哈尔滨市城市农民工的生活现状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城乡统筹建设步伐的稳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涌入城市,城市农民工群体便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已经成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关注城市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现状,了解他们最关心的生活需求,分析他们面临的生活问题,关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更是有效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所在。     

农民工子弟学校资金链运营效率分析

中国的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建设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由于户籍制度与社会各种条件的制约,农民工子弟难以在大城市的公办学校上学。中国人民大学项目组成员长期参加此类学校支教工作,对这类学校的运营了解深入。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查找和预调查,我们发现现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链运转不善,项目组希望能够通过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资金链运营效率分析”研究,来实现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良好发展。     

当代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状况调查

在中国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异军突起,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一亿左右,占农民工总数的60％.然而,他们的闲暇生活却迟迟未得到关注和改善,由此引发了诸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本文利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进行调查研究,并从制度、企业、自身多角度给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的建议,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健康、热情工作与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转移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经济、社会和管理等方面的原因,他们成了当前城市社会各种犯罪活动的重要一支。伴随着民工潮的涌现,日趋上升的民工犯罪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就他们的自身特点、犯罪原因以及如何预防犯罪做研究分析。     

地位消费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我保护的影响机理

以往研究都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非常执着于购买能够代表城市身份地位的商品,但缺乏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缘分析.本文构建了能够解释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独特性的研究模型,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自我概念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将自己定位于城市人;社会认同威胁对地位消费也有显著影响,这一变量解释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被动性的缘由;物质主义倾向对地位消费的影响最小.通过地位消费,新生代农民工塑造出了与城市同龄人无明显差异的形象,这提升了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自信心,满足了他们自尊的需要,增加了他们的成就感.地位消费在本质上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最简单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施工企业应如何保障农民工的安全生产之我见

在中国如今的特殊历史时期,农民工一直是建筑业的主体、,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建筑行业人员农民工占80％,他们为城市建设和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中他们被称为弱势群体,他们由于受到文化素质的影响,对建筑安全施工知识了解甚少,安全观念淡薄;同时有经营者对农民工“重使用,轻培训”,安全教育流行于形式,弄虚作假,对学习者没有落实到位。因此如何加强农民工淡薄安全意识,如何使安全教育落实到实处,使     

加入工会能缓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吗——来自中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

已有的工会效应研究忽视了农民工对于融入城市社会的特殊诉求,因而工会影响农民工过度劳动的逻辑有待深化,效应仍需评估,基于此,本文结合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加入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并重点剖析社会融入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加入工会能够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水平,纠正潜在的选择性偏误后,结论依然成立;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相比于80后农民工,工会对90后农民工过度劳动的缓解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证实,工会之所以能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是因为加入工会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社会融入感.本文是工会效应研究的一次有益探索,有助于丰富工会理论,也为缓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提供政策依据.     

进城农民工职业培训亟待加强

进城农民工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普遍较低。加强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对提升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促进其在城市就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的工作力度,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工人数迅速增加。在城市,进城农民工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得职业培训：中等职业学校的学历性职业教育,政府部门组织的农民工职业培训项目,     

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吗*——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分析

互联网技术推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对于降低融资约束和创业成本，推动我国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并使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促进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概率提高0062个单位～021个单位，并使其农业就业概率降低0071个单位～022个单位。数字金融能够降低融资和创业成本，吸引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地区开展机会型创业，由此创造就业岗位，促进收入提升；相比之下，数字金融对进城农民工创业及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的返乡农民工开展机会型创业，并对高儿童抚养比的返乡农民工有更强的普惠性。本文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人群“稳就业”、推动农村信息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农民工大量占用城市公共资源了吗——基于上海市1 446个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基于上海市1 446份农民工调查样本，应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从公共交通、医疗卫生、子女教育以及文化娱乐等方面，对农民工占用城市公共资源情况做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确实占用了部分城市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但这种占用是有限的，农民工并没有大量占有或公平享有城市的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因此，完善制度设计，逐步实现农民工较公平、充分的享有城市公共资源，对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民工“候鸟式”迁移以及城镇化战略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