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参与OFDI能影响其股价同步性吗?

本文以2000—2018年中国沪深1520家上市公司的5953项对外直接投资(OFDI)活动为研究对象,采用PSM-DID方法检验了OFDI行为能否影响其股价同步性.研究结果显示,参与OFDI的上市公司其股价同步性明显下降,表明参与OFDI的公司能更好地将公司特质信息释放在股价中,从而降低其股价同步性.在国有公司、 治理结构不完善或内部代理问题较严重的公司,这种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分组研究结果显示,当公司进入模式或东道国背景特征不同时,上市公司OFDI对其股价同步性的影响也会存在较大差异.公司内部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和外部信息中介关注度的提高,是上市公司OFDI后股价同步性降低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机制.本文不仅为中国上市公司OFDI在资本市场的微观成效提供了实证证据,也为中国进一步引导公司OFDI行为提供了相应启示.     

股票网络平台中的噪音会影响股价同步性吗

股价同步性是衡量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重要指标。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机制一直以来都是金融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机器学习度量了东方财富股吧中股民发帖评论中的非理性噪音,检验了股票网络平台中的噪音与股价同步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股票网络平台中的噪音会促使投资者做出非理性的投资决策,进而降低股价变动的同步性。噪音评论占全部评论的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的股价同步性越低,而且两者之间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第二,公司个股新闻与公告数量的增加、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与外部审计质量的提升,均可以减弱股票网络平台中的噪音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本文关注网络新媒体中的噪音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结论对于监管部门加强网络信息监测以及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渠道具有现实意义。     

管理层语调会影响股价暴跌风险吗?——基于业绩说明会的文本分析

利用2005—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高管回复的文本信息,考察管理层语调对股价暴跌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管理层净正面语调与股价暴跌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语调越正面的公司,股价暴跌风险越小,这表明业绩说明会中管理层语调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投资者会依据管理层语调进行投资决策。将净正面语调分解为正面语调和负面语调后发现,语调与股价暴跌风险的显著关系主要来自于负面语调的影响,负面语调的增加会显著提升股价暴跌风险,而正面语调对股价暴跌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管理层语调越积极的企业,其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进而股价暴跌风险较低;管理层的超额语调越大,管理层语调越脱离公司真实情况,导致股价暴跌风险越大。另外,考虑企业的异质性和外部监管的影响效应,发现在股权分散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管理层语调对股价暴跌风险的影响更加突出。因此,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拓展投资者获取企业信息的渠道,是完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提升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方式。     

反收购条款与股价下行风险：“加速器”抑或“安全阀”

本文以2007—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创新性地从股价下行风险视角分析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增设反收购条款对公司价值和股东权益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章程中增设反收购条款能够发挥股价“安全阀”的功能,有效抑制了上市公司的股价下行风险;经济机制分析显示,公司章程中增设反收购条款通过改善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缓解了上市公司负面信息的不断累积,进而降低了股价下行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公司章程中增设反收购条款对股价下行风险发挥的“安全阀”功能在非国有上市公司、行业竞争度较高上市公司和未纳入融券标的上市公司中表现更加明显。     

家族企业“亲属抱团”能提高股价信息含量吗

家族企业“亲属抱团”是指实际控制人的亲属担任企业的非独立董事、监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为了检验“亲属抱团”家族化治理模式对其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本文以2010-2017年中小板和创业板家族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根据社会情感财富框架,家族企业“亲属抱团”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与股价信息含量呈现正相关关系.但这一现象只有在任职亲属全部为近亲亲属时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家族企业拥有政治关联或者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时,该关系更为显著.这为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治理模式和经验证据,也为投资者挖掘和利用信息提供了新的判断视角.     

互联网沟通能降低股价同步性吗?——来自“上证e互动”的证据

本文利用上交所的"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的特有实验情境,研究了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互动式信息沟通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背景下,互动式信息沟通的频率、内容长度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股价同步性;当公司的信息环境较差,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分析师关注度较低时,互动式信息沟通对股价同步性的抑制效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信息互动的质量,发现管理者对投资者提问的答复率越高、答复时效性越强,上市公司的股价同步性越低。结论表明,社交媒体主导的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信息互动对提高公司股价信息含量,优化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为社交媒体、新型沟通机制与资本市场领域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     

台湾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经验及其对“新三板”发展的启示

我国OTC场外交易市场的亮点是“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代办股份报价转让系统”（俗称“新三板”）,服务于广大注册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民营中小企业。本文在对台湾场外交易市场近年来年发展与创新的研究基础上,归纳总结其发展经验,探索其不足,对我过大陆建设以“新三板”为代表的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寻找参考对象,希望随着新三板市场的扩容,越来越多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将从中受益,我国资本市场体系也将因此得以完善。     

台湾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经验及其对“新三板”发展的启示

我国OTC场外交易市场的亮点是“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代办股份报价转让系统”(俗称“新三板”),服务于广大注册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民营中小企业.本文在对台湾场外交易市场近年来年发展与创新的研究基础上,归纳总结其发展经验,探索其不足,对我过大陆建设以“新三板”为代表的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寻找参考对象,希望随着新三板市场的扩容,越来越多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将从中受益,我国资本市场体系也将因此得以完善     

联合调研与“关系型”分析师的新价值

2012年调研新规大幅提高了调研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内容详细程度,对于改善分析师私有信息获取过程的透明度、落实公平信息披露原则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09-2017年深市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2012年调研新规背景下与上市公司具有社会关系的分析师(即“嵌入式分析师”)的调研行为及其信息效应的变化。研究发现,2012年调研新规出台后,嵌入式分析师参与独家调研的可能性显著降低。与嵌入式分析师联合调研的分析师和公募基金能够更加有效地通过调研获取信息,嵌入式分析师的这种信息溢出效应在公司信息披露专有成本较高时更加显著。上述结论在改变研究设计和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嵌入式分析师有助于联合调研问答环节的充分沟通。文章研究表明,2012年调研新规规范了嵌入式分析师行为,提高了资本市场的信息透明度,促进了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企业会“低调”披露环境信息吗?——竞争压力下企业环保投资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环保投资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性,并进一步分析竞争压力是否会影响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环保投资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企业环保投资越大,越能够传递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削弱环保投资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正相关性,竞争带来的成本压力导致企业倾向于"低调"披露环境信息,以避免可能存在的"鞭打快牛"负面效应,而且这种"低调"披露行为在环境规制严格的地区更为显著。     

“以旧换新”受益的会是消费者吗?

5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采用财政补贴方式,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按照部署,今年中央财政将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从10亿元增加到50亿元.另外中央安排20亿元资金用于家电"以旧换新"补贴.     

“惩一”必定“儆百”吗？处罚公告的有利比较效应研究——来自舞弊决策的实验证据

有利比较是个体在进行不道德决策中一种常见的认知加工过程,其通过与更恶劣的行为进行比较来降低自身实施不道德行为的道德谴责感。那么,现实中是否存在可能诱发个体产生有利比较的信息来源呢？理论上,监管处罚公告中披露的涉案金额相当大,社会影响相当恶劣的舞弊案例可能成为这样的潜在信息来源。通过模拟现实中的年度业绩报告情景,设计一个舞弊决策的实验室实验考察处罚公告中的严重型案例信息对小额舞弊决策者舞弊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支持有利比较效应假说,即相比未受严重型案例信息诱导的被试,受到严重型案例信息诱导的被试在实验决策中的业绩虚报程度更高,且这一影响主要存在于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被试中。此外,受到严重型案例信息诱导的被试在舞弊后表现出的负性情绪水平更低。     

“项目制”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吗?

最近几年一组优秀的中国社会学学者率先争论,中国社会和治理的关键机制已经从之前的单位制转化为项目制。他们大多认为,这个治理转型代表的是现代化和合理化,包括专业化和技术化,是从管制型到服务型治理的演变。本文论证,在实际运作中,项目制所遵循的其实是另一套逻辑,是逐利价值观下所形成的权—钱结合,主要展示为官商勾结。这个机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也促使社会越来越不公平,并已初步凝固为一种坚韧的治理体制,亟需警惕和改革。     

“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

中共中央于2013年年初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之后全国讨论沸沸扬扬,其中的主流意见特别强调推进家庭农场的规模化,提倡土地的大量流转,以为借此可以同时提高劳动和土地生产率。其所用的口号"家庭农场"是来自美国的修辞,背后是对美国农业的想象。本文论证,这是个不符合世界农业经济史所展示的农业现代化经济逻辑的设想,它错误地试图硬套"地多人少"的美国模式于"人多地少"的中国,错误地使用来自机器时代的经济学于农业,亟需改正。它也是对当今早已由企业型大农场主宰的美国农业经济实际的误解。美国农业现代化模式的主导逻辑是节省劳动力,而中国过去三十年来已经走出来的"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小而精"模式的关键则在节省土地。美国的"大而粗"模式不符合当前中国农业的实际,更不符合具有厚重传统的关于真正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的理论洞见。中国近三十年来已经相当广泛兴起的适度规模的、"小而精"的真正家庭农场才是中国农业正确的发展道路。     

“从抽象到具体”是《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吗?

学界指认《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其依据是马克思在《1957-19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那段著名论述。其实,马克思说17世纪经济学家“是错误的”,并不是指“从实在和具体开始”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而是指“从实在和具体开始”的叙述方法是错误的;马克思说“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指的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加上“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这“两条道路”共同构成的“后一种方法”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17世纪经济学家的方法是半截子的方法,他们只经历了“第一条道路”的“蒸发”,却不知道还应当经历“第二条道路”的“再现”。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悬置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辩证法不是唯物辩证法;第二,“从抽象到具体”并不是唯物辩证法的全部内容;第三,《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有着严格经验实证的科学方法;第四,《资本论》的实证与西方经济学的实证有着本质区别;第五,《资本论》的方法论与具体方法不能混为一谈;第六,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是以“方法论”的角色出场的。第七,《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区分是相对的。     

《共产党宣言》中的“世界性”的经济现象是“经济全球化”吗?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成了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就提到了"经济全球化"的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虽对"经济全球化"现象有所论述,但他们并没有使用"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而只是使用了"世界性"这个术语。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到的"世界性"现象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有何异同?我们该如何看待他们在158年前的论述呢?     

中国投资者具有信息获取能力吗?——来自“业绩预告”效应的证据

用Baidu指数作为投资者"信息获取行为"的代理变量,以2007-2011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预告事件为样本,本文重点探讨中国投资者是否具有信息获取能力这一基本问题。结果表明,在"业绩预告"公布之前的四个交易日内,投资者的信息获取力度日益增加,并在预告公布当日达到顶峰,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McNichols and Trueman(1994)关于"公开信息披露刺激投资者私有信息获取行为"的理论推断。本文接下来进一步探讨投资者的信息搜集活动是否影响到股价对业绩预告的反应。结果表明,随着"业绩预告"前投资者信息获取力度的增强,股价对"业绩预告"的即时反应却较弱。这说明,投资者的信息获取行为具有价格发现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前对"业绩预告"的信息作出反应。此外,本文还发现,随着投资者信息获取行为的增强,股票交易量也显著增加,从而呼应了信息获取影响股价变动的观点。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投资者具有信息获取能力。     

是历史在重演吗?——从美国的“城市更新”到中国的“旧城改造”

美国1950—1960年的"城市更新"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旧城改造"有相似可比之处。这两种形式的城市再发展都是以改善旧城居住条件的名义,运用政府职权和公共补贴去帮助大规模的私人或准私人投资项目。尽管两者很类似,但是美国的城市更新是由地方政府和商业开发投资者共同合作去振兴衰败的城市中心地带,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旧城改造是由新兴的地方精英所推动的,他们通过旧城改造项目在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中追逐经济的快速增长。     

战略差异影响企业税收激进程度吗?——基于“账税差异”的检验

本文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战略差异对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采取的战略偏离行业传统战略的程度越高,企业避税行为越激进。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经营业绩较差、信息透明度较低以及大股东监督效应较弱时,企业战略差异与税收激进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此外,不同的战略类型对企业避税活动的影响也存在差异,进攻型企业战略显著增加了企业税收激进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战略定位与避税行为的学术文献,也为有关部门对采取非常规战略的公司加强税收监管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