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外汇风险对冲与金融市场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外汇风险对冲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并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外汇风险对冲能抑制股价崩盘风险,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时作用越强。机制研究表明,外汇风险对冲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资源效应”的发挥。当企业国际化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内控质量较高或受分析师关注度较高时,外汇风险对冲的作用更明显,国际化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更强。     

金融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风险传染

本文基于2004—2023年的日度数据测度了我国金融不确定性指数,考察了我国金融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风险传染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金融不确定性冲击下,金融市场风险传染具有明显的时滞性、非对称性、阶段性、时变性和联动性。（2）从分时段风险溢出网络来看,重大不确定性事件会影响金融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关系,且不同时期的风险传染路径不同;在风险溢出网络中,金融不确定性指数的溢出效应最大,是网络的风险中心;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高溢入效应和高溢出效应表明,其为金融不确定性向其他市场溢出的重要桥梁;货币市场则承受了更多的外部风险冲击。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更好地理解金融市场风险传染机制和加强金融协调监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关联网络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球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关联网络视角,本文采用溢出指数方法构建2003-2018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网络,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考察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入、溢出水平,以及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网络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显著的跨国传染效应,其溢出网络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第二,发达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入、溢出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溢出指数在极端事件的冲击下明显攀升,而与极端事件高度相关的国家具有更强的溢出效应。同时,各个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入水平和溢出水平的波动幅度截然不同,溢出水平的波动幅度较大而溢入水平相对平稳。第四,中国与日本、澳大利亚保持着较强的双向溢出关系,而且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的溢出水平较高,并主要接受韩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溢出影响。     

金融市场国际溢出效应研究——基于静态与动态溢出指数的考察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金融市场间的联系更加密切,随着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国际性重大事件对我国股票外汇等金融市场的冲击也更加频繁且明显.为深入考察外部事件冲击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从金融市场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等国际冲击的溢出影响,定量测度重大外部冲击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溢出效应尤其是对我国的溢出影响,从央行视角提出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对策建议.     

利率市场化视角下金融市场间溢出效应检验

利率市场化进程通常伴随着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本文基于三变量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三个金融市场间的均值溢出效应,并以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取消贷款利率下限"这一事件作为分段节点,对比了利率市场化两阶段中溢出效应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利率市场化初期债券市场收益率对股票市场收益率存在单向溢出效应,而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特别是在放开贷款利率下限之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股票市场收益率对债券市场收益率与货币市场收益率对债券市场收益率均存在单向溢出效应。     

基于高频数据的金融市场波动溢出分析

在讨论"已实现"波动率、"已实现"协方差基础上,针对金融市场的高频数据,引入"已实现"波动变结构,分阶段计算"已实现"波动率的相关系数,检验"已实现"波动率相关系数,判断在变结构点前后是否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分析金融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并进行实证分析。     

中国绿色债券市场与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方法,研究中国绿色债券市场与传统固定收益市场、股票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等多种类型的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绿色债券市场与包括国债、高收益企业债券以及公司债券市场在内的传统固定收益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最为显著,与股市和外汇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微弱;绿色债券市场的对外溢出效...     

全球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溢出指数与资本管制

本文基于Diebold and Yilmaz(2007)所提出的溢出指数,考察了全球金融市场间的溢出效应关系。研究表明,样本的收益率波动受外部影响整体较小,比较而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收益率波动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波动率的溢出效应普遍较为明显,美国、日本、德国、香港、英国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地区的波动溢出效应较为明显,中国大陆受波动影响程度最低;波动率的动态溢出指数能够有效地反映当前的国际重大事件,并且相关结果较为稳健;在特定时间段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能够有效的缓解溢出效应对国内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溢出效应分析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提高了资本流动的自由度。深入分析和研究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对于我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建立相应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并对溢出效应强度的波动作出进一步分析,从而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提出建议。     

中国金融市场间溢出效应研究

金融市场间的溢出效应是研究金融市场信息流动、风险传递的重要内容。采用2009—2013年的日数据，基于VAR(1)-GARCH(1,1)-BEKK模型来分析中国主要金融市场间的溢出效应，并据定量分析结果，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人民币汇率预期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时变脉冲响应和时变信息溢出的视角

本文采用UCSV-RV模型测度人民币汇率预期不确定性.时变脉冲响应结果表明:外部地缘政治风险对汇率预期不确定性的影响具有逐渐衰减的特征,内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汇率预期不确定性的影响具有逐渐增强的特征,外部地缘政治风险对内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现正向冲击.时变溢出结果表明:相较于外部地缘政治风险,汇率预期不确定性的变化更多...     

金融市场、FDI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

本文对国外有关金融市场影响FDI溢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文献进行了综述,提出要使金融市场对FDI的技术溢出产生正效应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就必须继续加大金融改革的步伐,在促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大力促进金融市场的对内开放、切实改善中小企业的金融环境、成立科技开发银行、大力完善中国的资本市场。     

金融市场、FDI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

本文对国外有关金融市场影响FDI溢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文献进行了综述,提出要使金融市场对FDI的技术溢出产生正效应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就必须继续加大金融改革的步伐,在促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大力促进金融市场的对内开放、切实改善中小企业的金融环境、成立科技开发银行、大力完善中国的资本市场.     

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主要行业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

运用基于TVP-VAR模型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方法和Copula方法,量化分析金融各子市场与五大实体行业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银行业和债市的风险溢出效应较大,银行业的影响更容易传导至工业和能源业等传统行业,而债市的影响更多传导到信息技术等新兴行业;汇市的风险溢出效应较小,且更容易传导至能源业。相较于其他金融市场,债券市场对实体行业的尾部风险溢出作用相对更强;国债波动对实体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大,但是企业债与实体行业的尾部相关系数更大。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风险之间存在互相溢出,近年来金融市场成为风险被溢出者,尤其是外汇市场。因此,要将实体经济的需求特征纳入金融监管体系的考量范围,定期监测和分析金融市场风险,尤其控制银行和债券市场风险的溢出。     

中美金融市场信息溢出效应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采用Hong方法,以"8·11汇改"为界点,详细检验汇改前后中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汇率市场和货币市场间联动性,包括均值溢出、波动率溢出、极端风险溢出(上涨效应和下跌效应)等多层次互动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美金融市场间存在复杂关联和互动关系,既有线性关系也有非线性关系,主要表现为中美金融市场间极端风险溢出;汇改后中国汇率市场与美国金融市场联动性增强,但中美金融市场风险传导仍以美国金融市场为核心传导;中美金融市场联动具有阶段性变化特征。     

波动溢出网络视角下的不确定性冲击与能源价格波动

本文基于TVP-VAR-DY模型选取国内外8种不确定性指标和3种国际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与建议：第一,全球能源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能源市场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第二,原油价格波动引发了整个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并且还导致其他不确定性的上升;第三,原油价格波动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受到的影响较大,动力煤价格波动在2014～2016年中国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巴黎协定签订期间受到的影响较大,天然气价格波动在2020～022年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发生期间受到的影响较大;第四,不同时频下波动溢出网络特征有所不同。根据以上实证结论,本文为防范能源价格波动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     

纳税声誉与企业风险——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证据

本文以2015—2019年间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为观察窗口,考察企业的纳税声誉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冲击下,企业良好的纳税声誉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变动。机制检验发现,纳税声誉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以及更低的融资约束,进而提高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根据企业所处的政商环境、行业以及企业成熟度,企业纳税声誉存在非对称效应。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下纳税声誉良好的企业有更佳的经营表现。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风险化解视角理解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的微观经济效应,同时也有助于后续配套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出台。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波动溢出网络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TVP-VAR动态溢出模型考察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中国金融市场间波动溢出的动态联动效应与风险传递机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如何运用DCC-GARCH t-copula模型对冲与防范来自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本研究发现:(1)国际贵金属、工业金属市场处于信息先导地位,是风险溢出的首要来源;在极端风险事件冲击下,风险净溢出效应的分布区间具有波动性、方向非对称性及随机性,风险传染效应显著提升。(2)波动溢出网络结构变迁存在显著的“事件驱动特征”与“区域性特征”,在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波动溢出网络结构会发生突变,且新冠肺炎疫情对波动溢出网络结构的冲击效应更大;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内部始终存在稳定且广泛的风险共振关系,而当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受到冲击时,中国金融市场间较易出现广泛的风险联动,且同一区域内以风险共振为主导。(3)在对冲来自国际贵金属、工业金属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时,需要积极的投资组合管理和进行动态调整,而不是采用静态策略;配对资产的套期保值效果表明,国际贵金属对冲效果最好的是与国际工业金属形成组合,而国际工业金属与国际软性商品形成投资组合,则可以获得最大的风险对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