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过程中政府卫生投入与体制改革的评价及建议

健康权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是社会起点公平的保障,对健康投入是国家和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改革以来,我国卫生费用增长较快,然而卫生绩效却不容乐观。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从改革前被国际组织推崇的典范“沦落”为当前的反面案例,[1]结果令人深思。卫生领域的过度、扭曲的市场化和高度分权化是问题的主要根源。因此,建议确立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支出的政府主导地位,特别要强化中央财政的支出责任,建立不同层级政府间规范的责任分担与资金筹集机制。通过有效的体制构建以及合理的管理制度安排,提高投入绩效,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需求。     

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全面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从地区经济增长效应视角,对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是否合理作出科学判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济性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有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显著性较差,收入责任安排的影响则较为模糊。这些影响总体上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且主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总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有关:当地区经济发展和总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分权程度超过一定阀值时,适当集权将有助于优化收支责任安排,促进地区经济增长;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不合理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经济性支出分权和维持性支出集权进程偏快,总体上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卫生支出的竞争行为研究

分权体制框架下地级市政府在制定医疗卫生支出决策时往往会受到相邻城市相关策略的影响,从而引发城市间政府卫生支出的策略互动行为.文章选取了2007?2013年中国28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分权体制下地市级政府卫生支出的策略互动行为,并揭示出财政分权及其城市间空间策略互动对政府卫生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市级政府在政府卫生支出上存在显著的互补型策略互动,这种效应在地理距离相近的同省区城市间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政府卫生服务供给;而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地市级政府间财政分权的策略互动对政府卫生支出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从而较好地解释了政府卫生支出比重徘徊不前的原因.由此,积极利用竞争、激励机制以及实现财政体制安排的优化变革来引导政府的卫生服务供给将是重要的政策选择.     

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体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制度性原因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财政体制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基础。一方面,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发展及演变的过程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与地方财政在权力和责任分配上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与责任分担机制的改革决定了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体制,也决定了投入主体的权力与责任的分配。根据传统的测算指标,如各级政府的政府支出比例,我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分权化的。《预算法》授予地方高度的自治权--各级地方政府都有独立的、经由各级人大批准的预算。自市场化改革以来,政府问的收入…     

财政分权与各级政府的教育责任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由于地方政府的GDP增长率偏好和对地方政府用手和用脚投票机制的缺失,导致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教育支出行为存在较大差异,且省级和县级政府的教育支出行为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减少教育支出比例,但伴随财权的下放,中央政府会增加教育支出比例。县级政府基本履行了对小学教育的供给责任,中央政府基本履行了对高等教育的供给责任。中学教育是中央、省级和县级政府一致重视的教育阶段。     

日本的财政分权体制及对中国的借鉴

1994年中国实行了财政体制改革,以分权、分税、分级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改进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本次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是一种较少触动既得利益格局、带有过渡性质的制度安排,与科学、规范、健全的分级财政体制相比有很大差距。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地方政府作为具有自主行事权力和能力的一级独立政府在提供地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协调地区内部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财政分权进行理论研究和现实考察,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     

财政分权、城市化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实证分析——以东中西部六省为例

本文以城市化率和财政分权为主要考察变量,利用1998—2010年东中西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使地方财政总体偏向于基本建设,而忽视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城市化使政府支出偏向于基本建设的同时,对教育、卫生支出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对社会保障支出产生正面影响。这种财政支出结构的偏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我国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现象。     

澳大利亚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

一、澳大利亚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介绍 (一)制度形成的背景及其基本框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个州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责任范围大大扩展，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垂直上升，导致政府开支迅猛增长，联邦和一些州政府日益受到高额赤字和债务的严重困扰。为摆脱这种状况，提高公共财政预算的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从1997～1998财年开始酝酿推行以公共支出绩效考评为核心的公共支出预算改革，1999～2000财年正式实施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     

中国式财政分权激励下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将大量可支配财力用于支持经济建设,而社会事业发展支出长期不足,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同步,GDP高度繁荣的背后却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期不足,亟需从完善体制机制入手,进一步深化财政分权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从目前来看,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配套:第一,清晰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第二,实施政府财政层级改革;第三,建立健全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困境及优化路径

通过官方统计年鉴和政府政策文本考察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对现阶段我国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面临的困境进行梳理和分析,指出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合理;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城乡和区域差异明显;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等问题是造成困境的主要原因。提出加大政府投入,明确各级政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上移部分中央和省级事权与支出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等优化路径。通过优化改革,推动建立医疗卫生领域可持续的投入保障长效机制,促进基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     

中国式分权、财政纵向失衡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研究

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与改善民生、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式分权呈现的“财权上移、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下移”的整体特征引致了明显的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影响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本文将中国式分权、财政纵向失衡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分权引致的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该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转移支付水平及时期分化方面存在异质性。此外,财政纵向失衡还会通过改变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好及供给效率加剧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负向作用。鉴于此,本文认为应从深化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优化央地财权及财力划分格局、健全转移支付体系等途径矫正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增强财政分权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保障与激励作用。     

集权与分权的抉择—改革开放30年中国财政体制的变迁

中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反映出财政分权程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财政集权的趋势;当前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错位,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导致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不当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造成了我国财政纵向不平衡较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度较高,但税收控制度低;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有着不确定的影响;未来的改革还需要在进一步权衡分权和集权优劣的基础上作出选择,适当的分权是大势所趋。     

政府服务性支出缘何不足?——基于服务性支出体制性障碍的研究

中国政府服务性支出长期不足的事实,表明中国在民生改善领域可能存在着某种体制性障碍,而这种阻碍民生改善的体制性障碍可能与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体制安排相关。文章运用中国1996—2006年省级数据研究发现,以中国式分权和以增长为核心的政府职能异化为内容的体制安排,在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构成了阻碍政府服务性支出的体制性障碍,并形成了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相互替代的增长模式。而要破除政府服务性支出的体制性障碍,需要从体制层面改变现有增长模式,将民生改善融入经济增长的循环之中。     

财政均等化:理论分析与政策引申

1978年中国开始了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财政分权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分权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地区间财政支出和服务提供方面的不平等程度逐步扩大。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无力履行支出责任,只能以极低的水平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①这种状况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举措。     

中国式财政分权: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

中国式财政分权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体制保障。中国式财政分权属于"行政性一致同意"型分权模式,是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来自顶层的政治与财政激励以及官员自身的私人激励使地方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强劲动力,而"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缺失、法治基础薄弱、标尺竞争压力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未来的改革应从官员治理、制度设计、人民主权和监督机制四个方面着手,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及制度根源

本文以中国居民营养和健康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制度根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总体上加剧了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其中经济性支出比重增加带来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社会支出比重的影响并不显著。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具有重要影响:支出分权总体上加剧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收入分权则有助于遏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及经济性支出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效应,但也强化了社会性支出比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     

医疗保障中的政府责任研究——兼论我国医疗保障中的政府责任缺失

医疗保障是国家保障社会成员医疗及健康的公共制度和政策。在医疗保障中,政府本应当承担保障公共卫生、维护居民健康权益、增加卫生投入、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医疗卫生监管等重要职责,但我国医疗保障中在立法、医疗卫生规划和医疗资源配置、政府投入、政府监管方面都存在严重的政府责任缺失。责任缺失造成的危害构成了强化医疗保障中政府责任的依据。只有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才能改变我国政府医疗保障中政府责任缺失状况。     

公共财政视角下新农村卫生事业建设

文章根据公共经济学原理,从公共财政的视角,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了我国农村卫生事业所存在的财政投入不足、医疗改革过度市场化、卫生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在进行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对新农村卫生事业建设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必须从医疗卫生产品的特殊性质出发,通过有效的体制构建以及合理的管理制度安排,提供成本效果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提高投入绩效,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需求,从而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     

我国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划分存在的问题及优化配置建议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我国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了划分,并与财权分配相结合,初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间关系基本框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一轮财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要以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为切入点,推动支出体制与收入体制联动改革,健全各级政府事权及“支出责任与财力匹配、与财权相适应”的新体制。本文主要从财政支出结构的角度对我国政府问财权与事权划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二者优化配置的建议及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