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异质性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对我国29省（市、区）1997—2009年间的财政支出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由于受到财力水平约束不同,在财政支出竞争方面存在明显异质性。具体来说,东部地区财政支出由于受到财力约束相对较松,地区之间总量支出和分类别支出竞争效应都很显著,并且在分类别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竞争程度明显比教育支出要高;而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受到财力约束相对较紧,不论是总量支出还是分类别支出都缺乏显著竞争效应。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的竞争效应显然会影响地方公共品的供给。     

地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实证分析——基于徐州市泉山区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地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问题的深入系统研究,结合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行实证分析,在基于平衡计分卡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思路和方法上,研究我国的地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有效促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引导和规范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行为。     

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调节效应的实证分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的顶层设计以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07—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以新型城镇化为切入点,系统考察了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支出规模通过直接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对碳排放保持抑制作用,而通过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促进了碳排放,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占比的碳减排效应显著;新型城镇化建设对财政支出结构的碳减排效应存在调节作用,以经济和人口衡量的城镇化进程强化了财政支出结构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以社会和生态衡量的城镇化削弱了财政支出结构的碳减排效应。     

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实证分析——基于因子分析、聚类分析法

文章运用了中国2014年31个省份公共财政支出数据、政府财务支出的15个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法提炼出了三个公因子,解释了财政支出结构的绝大部分信息。并用聚类分析法,以三个公因子为依据,对中国各省份的财政支出结构进行研究,通过结构的差异将31个省份进行分类。全国各省共分为4大类,其中第二大类中又分为4个小类。最后结合马斯格雷夫与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来解释中国各地目前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并在此结论上进一步来提出合理的建议。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基于东部、中部、西部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经济增长的最优财政支出结构模型的理论推导表明,各项财政支出的所占份额要和自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成正比例.中国大陆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滞后一期预算内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建设类支出能快速地、显著地拉动辖区经济增长,科教文卫类支出和行政管理类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强,社保类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小,且各类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系数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财政支出、土地财政与房地产投机泡沫——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测算与实证

本文在对全国30个省份房地产市场投机泡沫进行测算的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财政因素对房地产投机泡沫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房地产市场上,我国绝大多数省份都从2003年起开始出现明显的投机泡沫,且各地的泡沫均从2005年开始出现剧增的情形。随后,以财政支出和土地财政为重点的对影响房地产投机泡沫变化的财政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土地财政已成为当前我国房地产投机泡沫积累起来的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冲击效应研究——基于凯恩斯 AD - AS 视角

基于国家干预的凯恩斯 AD - AS 视角,主要对财政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采用 1952—2010 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 1) 长期内,地方财政支出的扩张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关键性因素; 而中央财政支出的扩张却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 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则并不显著; 除此之外,通货膨胀还受到消费者预期、人民币汇率、职工工资水平和原材料购进价格的正向影响。(2) 短期内,无论是中央抑或是地方财政支出都能对通货膨胀产生负向的冲击作用; 然而,货币供应量( M0、M1、M2) 却对通货膨胀起到了明显的助推作用,且 M0与通货膨胀具有双向的 Granger 因果关系。( 3) 新时期,财政货币当局不仅需要高度关注高通胀惯性对政策效果的影响,尤其应注重财政货币政策的多重目标分解、梳理及协调配合,而且要处理好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之间困难而复杂的关系,寻求三者之间的有效"平衡点"。     

地方政府文化财政支出竞争与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效用最优化模型假定地方政府在文化财政支出上存在相互竞争,搭便车和相互独立三种可能行为;运用我国2004～2014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5类空间权重矩阵,通过SAC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地方政府间文化财政支出的策略性行为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地方政府间文化财政支出显著表现为相互竞争行为;其中财政分权程度、 人口密度和地区经济状况有较高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和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     

经济增长与地方财政支出关系的实证分析——以珠江三角洲地区面板数据为例

本文以广东省珠三角地区为例,运用计量方法,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随机效应模型,量化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重在考察政府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方向。     

财政分权、辖区竞争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

地方政府投资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博弈论工具分析我国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研究表明: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往往具有很强的投资冲动,地方政府决策的投资规模总量超过中央政府希望的最优投资规模。尤其是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下,这一投资冲动更加突出。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又进一步推动了地方政府投资规模的扩大,造成资源浪费,也影响了全社会的发展质量。因此,矫正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当务之急是要完善财政体制和改革以经济指标为中心的政绩考核体系。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土地财政

中国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土地财政的一个根源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在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体制(纵向竞争)和地方竞争体制(横向竞争)双重背景下,本文提出了一个解释地方政府选择土地财政的理论框架,认为两者共同激励了地方政府实施土地财政策略。通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实证检验,本文发现,中国式的分权体制激励了地方政府用扭曲之手来攫取预算外财政收益,地方竞争体制进一步驱动了地方政府采取积极的土地财政策略。研究结果还表明,财政分权对地方土地财政的影响存在跨地区差异。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治理

加快推进现代财税体制构建不仅有利于地方政府摆脱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模式桎梏,更能从长期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实现国家良治.首先,本文立足于中国式分权这一典型事实,从理论层面系统诠释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治理之间的多重作用渠道与影响机制.其次,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进行全面测度,发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对偏低与提升缓慢,且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最后,分别选择转移支付结构与规模作为中介变量,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展开实证考察发现:一是转移支付规模和结构虽然都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但二者的作用方向截然相反;二是财政纵向失衡与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显著抑制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但转移支付结构的优化却能显著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三是财政纵向失衡不仅直接抑制了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亦能够通过转移支付规模和结构间接阻滞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绩效

1997—2008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市场化程度与经济波动的作用的分析表明:1994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并非得益于财政分权的直接作用,但其对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市场化程度的作用是直接又显著的;同时,分权导致地方竞争,异化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波动有间接影响。     

Governance of the Euro Area: Fiscal Union,Debt Union,Fiscal Freedom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as the euro area has struggled with high levels of sovereign debt, it has been gradually developing into a debt union. However, this is not a sustainable arrangement. This article proposes two alternatives to a debt union — a fiscal union and a monetary union with fiscal freedom — and evaluates the pros and cons of each approach.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教育支出的冲击及财政政策含义

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收入已成为农户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并有力地促进了农户收入增长.但是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农户教育支出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从而不利于农村居民长期收入增长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教育财政政策设计上,现阶段农村公共教育重"基础教育"轻"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财政支出结构是造成劳动力转移抑制农户教育投资的根本诱因之一.     

Fiscal Realities for th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U.S. economic slump of 2008, as usual for all economic slumps, has taken a dramatic toll on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revenues and budget surpluses. As predictable as this is when properly modeled, states in particular have been even less well prepared than normal. Therefore, it appears that government budget officers, policymakers and their economic advisors, and private-sector economists need help in understanding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drivers of budget outcomes. A primary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quantify the highly regular, cyclical revenue patterns that emerge when actual revenues are purified of legislated changes. This should assist policy formulation today—as states consider higher tax rates or borrowing—by promoting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temporary and what is permanent in the current revenue weakness. Moreover, if these lessons are learned, future revenue forecasting and budget planning at the state and local levels should be materially enhanced. A second goal is to examine the true sources of the exceptional expenditure growth that precluded the normal buildup of a solid surplus during the economic boom of 2003–2007. The principal culprit is shown to b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pay inflation that has far exceeded private sector norms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rather than an exceptional medical care burden, as some might think.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和地方政府义务教育供给

我国财政分权的实践在不受"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约束的条件下,不能促进义务教育的供给.本文使用1978-2008年28个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在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供给情况.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供给起负作用,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扩大义务教育供给和发展经济增长处于顾此失彼的境地.原因在于:在以GDP为考核指标的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更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方面的支出而压缩短期内不拉动GDP增长的义务教育支出.另外,本文发现财政分权对教育供给存在地区差异并且在此基础上得到了一些政策启示.     

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支出

中国式分权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经济上的分权与政治上的集中管理体制的紧密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始终围绕着如何在垂直的政治治理体制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分税制改革以来,虽然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相对清晰,但支出责任并没有被正式划分。中国地方政府支出也因此表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并给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带来风险。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推进中国基层财政体制改革

中国基层财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一是要通过体制调整解决基层财政,尤其是县乡财政困难;二是要通过转移支付改革实现地区间财政支出和公共服务水平相对均衡.应设立长远目标,以及与目标相关联的评价标准,避免为了解决现有问题而产生更难解决的长期问题;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则应尽快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