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拨国有资产和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

划拨国有资产,偿还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金隐性债务(以下简称“划资还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国内部分经济学家提出并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但是一直没能切实地付诸实践。2001年,中央政府曾经决定以减持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办法偿还国有企业的养老金隐性债务,由新成立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     

诠释与模拟:养老金隐性债务及其显性化

为没有资金积累的养老金隐性债务寻求合适的融资渠道是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中最为迫切的问题。突破以往研究中只注重养老金隐性债务存量概念的局限,试图对养老金隐性债务及其显性化问题建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根据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两种养老金融资模式的运行特征,论述不同转轨方式的选择对养老金隐性债务显性化速度和程度的影响,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养老金隐性债务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

文章在对具有代表性的已有研究成果综述的基础上 ,归纳出我国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规模的大小。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表现形式、规模测度及风险评估

加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分类梳理了融资平台这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典型表现形式,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和政府投资基金等新型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使用最高值和最低值两种估算方法,对2009—2020年的全口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规模测度和结构分析。研究发现：(1)从总量上看,隐性债务的规模不断扩张,增长率明显放缓;(2)从结构上看,地方融资平台是隐性债务的主要载体;(3)隐性债务的区域分化特征明显;(4)市县级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相对较高;(5)隐性债务的财政金融风险交织。为了有效管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需要控制增量风险、化解存量风险,构建差异化、分层次的地方政府风险管理机制,加强财政金融风险的联合管理。     

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改革方式及其影响——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所遇到的一个严重障碍就是缺少一个有效的和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在考察了国际经验后 ,本文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中国养老金改革的影响 ,并比较了支付隐性养老金债务和转制成本的各种选择方案。通过考察各种改革方案对养老体系自身可持续性和整个经济增长的影响 ,模拟结果表明中国养老金体制的改革虽然任重道远 ,但仍是富有希望的。     

要防范隐性债务风险

隐性债务是指那些责任界定不很明确，但很有可能最终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债务，主要包括国企和金融系统债务，中央主管部门、政策性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社会保障缺口。它们涉及项目杂、触及层次深，性质上、数量上都较难把握，对财政安全威胁极大。     

养老金隐性负债问题浅析

一、养老金隐性负债的成因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的资金运筹模式。所谓现收现付制是指当期的缴费收入全部用于支付当期的养老金支出开支，不留或留很少的储备基金。从资金角度看，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是一种靠后代养老的保险模式，上一代人没有留下养老储备基金的积累，其养老金全部需要下一代人的缴费筹资，这种保险实际上是代际间的收入转移。     

我国养老金缺口成因及对策分析

养老金支付均衡是养老保险制度得以发展的关键。本文从养老金缺口成因分析,得出我国养老金缺口来自个人账户基金缺口和社会统筹账户缺口,并针对不同的原因提出具体对策缩小养老金缺口的建议。     

试析我国养老金缺口成因及其对策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由于当初制度设计的缺陷及实际运行中所产生的问题,我国养老保险金产生了巨大的缺口,严重影响了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就我国养老金缺口的成因及其对策进行了分析。     

养老保险制度"划资偿债"战略研究

由于允许转制成本由制度内措施解决,加之制度设计不规范,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经陷入财务危机。本文认为通过“划资偿债”方式,做大全国社保基金事关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成败,并提出了“划资偿债”的思路:划转中央企业和国家重点企业中地方企业国有资产;划转部分国有土地收益。     

养老服务机构市场化的政府补贴机制研究

文章基于政府提供养老服务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养老服务产品市场化的思路,研究了在政府财政不足的情况下所采用的三种不同的补贴模式。建设期补贴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负债型投融资模式,政府投入部分资金,其余投资来自于投资主体的自有资本或债务融资,补贴采用标准成本的激励性事前定额补贴模式。经营补贴是指社会投资主体融资建设养老服务机构,政府根据其提供服务的数量、质量、效率等指标,并对投资主体进行考核,对其做出价格补贴的补贴方式。混合补贴的优点在于政府可以根据政府的财力状况,在项目的前期投入一定的资本作为对公共养老服务项目前期补贴,在经营过程中,根据项目的运作成本、谈判产生的相关交易成本及社会对服务价格的承受能力,以确定政府后期对养老机构服务的补贴。这三种模型的建立,为养老服务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提供了理论依据,民营公助补贴的案例为补贴机制的实施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经验。     

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析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本文对我国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特殊原则进行了创新性设计.在改革的具体模式上,三支柱养老保障体制同样适合于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其中公务员职业养老年金是充分体现该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特殊原则的层次,通过设计政策性的团体年金保险展开这一层次的建设,既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又可以保障公务员利益,规范公务员行为,进而实现制度改革目标.     

国债规模的微观解释述评

由于偿债率、债务依存度和债务率等不能对国债规模做出科学解释,全球公共经济学界开始运用现代数学工具,将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国债规模的微观解释.家庭账户的国债自然负债空间,是国家负债规模的重要微观基础,家庭账户下代际模型的研究模式,是在微观层面解释国债规模测量的主流路径;可能存在的后续研究空间将重点集中在家庭负担和收益预期对国家负债规模的影响,同时不同家庭或家庭成员间不同的预期和行为倾向研究,也将是新的研究热点.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本文用一个福利经济学框架推导出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混合的养老保险体系的最优混合比率 ,模型中考虑了收入分配的因素 ,模型对过往研究中已有的结论进行了扩展 ,显示当一国的工资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和大于投资报酬率 ,或者 ,当收入差距较大时 ,采用现收现付制有益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改善。用这一框架分析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 ,并结合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特点 ,得出的结论是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体系可以作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选择。文章进一步分析了现收现付制在中国持续运行的空间及其面临的挑战 ,指出这一制度的可持续运行最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产出的水平及增长     

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

在公共养老保险制度下,可以通过调整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或养老金计发办法来影响参保人一生中的养老金纯受益,从而实现代际间和代际内的收入再分配。本文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2002年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分别估计城镇参保职工在1997年养老保险制度和2005年最新养老保险制度下的终生养老金纯受益,并以此从代际间和代际内的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分析表明:在1997年的改革方案下改革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逆向收入转移效果得到改善;但在2005年改革方案下,2002年时40岁以上的群体中存在较明显的逆向收入转移倾向。另一方面,从代际分配来看,1997年改革方案的代际不平衡大于2005年改革方案;在2005年改革方案下各代人的养老金纯受益都有所提高,但这是以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率和养老金计发办法不变,养老财政收支能维持平衡以及参保人在整个工作期间按规定缴费为前提的。     

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基于税收优惠的思考

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因其国际实施的普遍性、对个人投保的激励性和对保险企业的盈利刺激性,成为解决我国个人养老问题的当下选择.养老金计划的发展离不开完备有效的监管.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时,尽量能做到各类政策并驾齐驱,多管齐下.其中,规范和完善资本市场是发展个人养老金计划的重中之重.     

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理论及实证研究

依据中国最新的基本养老保险政策,采用养老保险精算方法构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模型分析参保人的行为模式,研究不同个体特征对参保人行为的可能影响后发现,在现行政策条件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吸引力十分有限.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参保人参保的积极性也提高;而收入水平与参保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另外,居民教育水平、用工形式、单位性质、制度透明度等因素也是影响参保率的重要因素;而参保人性别与参保概率没有显著相关性.     

养老保险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1995年和1999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CHIPS)分析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家庭储蓄率上升的原因。1995—1997年间中国对城镇企业职工进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使得企业职工养老金财富发生变化,这种养老金财富的变化具有外生性,因而这项改革可以作为一项政策实验用来识别养老金财富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储蓄行为可以由生命周期模型解释;养老金财富对于家庭储蓄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这一效应平均为-0.4—-0.3左右;但不同家庭这种替代效应有明显差异,户主年龄在35—49岁的家庭,储蓄率会显著受到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其他家庭这一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