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依赖关系——基于TiVA数据的实证分析

按照Koopman et al.(2010)的全球价值链分解原理,将金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依赖关系划分为"上游依赖"和"最终需求依赖",同时借鉴"后向关联度"和"最终需求贡献度"两个指标加以计算和测量。利用WTO-OECD发布的附加值贸易数据分析后发现,在"上游依赖"方面,金砖五国对外部的依赖度大于对内部的依赖度,金砖五国内部在生产协作中的经济往来逐渐密切;在"最终需求依赖"方面,金砖五国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和东亚地区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外部依赖",对美国较为稳定,而对欧洲呈现稳中有降,对东亚地区是缓慢上升,同时对中国的依赖度在不断提升。     

全球空间关联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从全球空间关联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研究发现:(1)分析期间中国经济前向关联度增加同时,后向关联度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考虑到增加值因素之后,中国经济在自身国际分工率上升同时,对外感应度有了大幅度提升;(2)中国经济在对亚洲地区依赖度下降同时,对北美区域经济依赖度有所上升。具体到国家层面而言,分析期间中国经济对美国依存度有所增加,对日本依存度却有所下降;(3)过去1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带来的正面冲击大多是短期和暂时的,以投资为主的国内最终品生产结构在中等收入阶段将不可持续。最后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的中间品依赖与出口贸易——基于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的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格局中,贸易摩擦所导致的单边技术管制不仅会对一国出口贸易利益形成冲击,还会对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国际经济格局重塑产生重要影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强调推动产业链与供应链多元化.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法测算框架,分析在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中间品进口依赖度,评估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利益及国内产业链的冲击程度.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出口增加值中源自国外增加值部分比例在大幅下降,但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电气设备等行业仍十分依赖国外中间品投入;欧洲、美国和日本是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度最高的地区,且中国出口中来源于这些地区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低于流出占比.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出口的冲击,通过全球价值链体系在国内各行业及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形成差异化的"放大效应"和"吸收效应".     

从最终需求的角度看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本文从最终需求的角度构建了考量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方法，即以住宅投资与居住消费之和衡量的住房经济，并与美国、英国、日本进行国际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与中国在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方面表现出诸多相似性和可参照性，包括住宅投资增速及其在GDP中占比表现出阶段性特征，居住消费在家庭消费支出中占比经历了先上升再趋于稳定的过程，住房消费端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超过投资端。2013—2021年，中国以住宅投资与居住消费衡量的住房经济在GDP中占比平均为17.5%,并未明显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其中，住宅投资在GDP中占比总体呈下降态势，居住消费在GDP中占比小幅上升，2018年来居住消费额首次超过住宅投资额。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正处于住房投资带动作用下降而居民住房消费带动作用上升的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房地产业要致力于通过构建新发展模式突出其最终使用功能和居住属性，与国民经济形成良性互动。     

老龄化如何影响我国家庭消费支出——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本文谨慎定义老龄家庭后实证检验了老龄化对我国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老龄化将使家庭消费支出显著下降并对大多数消费分项支出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同时会大幅提升家庭医疗服务支出；收入是老龄化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中间变量。基于城乡分类子样本研究发现，乡村家庭受老龄化冲击异常严重，乡村医疗服务供给存在较大缺口。基于分层的城镇子样本回归发现，老龄化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冲击集中体现在较低分位家庭。     

我国城镇家庭资产对其消费行为影响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CHFS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城镇家庭资产存量及其结构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无房家庭和有房家庭的消费支出都受收入、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影响;有房家庭的消费支出与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和消费理论更符合;不论高收入还是低收入有房家庭消费都明显受其住房价值影响,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明显;风险资产变动对低收入家庭消费没有影响,无风险资产变动对高收入家庭消费没有影响,总体来看无风险金融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大;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保账户资金虽然不能当期使用,但却是中低收入家庭良好的预期保障,对当前消费有促进作用;居民金融资产配置最高的是无风险的通货和存款;家庭普遍现象是财产性收入少,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贡献小;中低收入的男性户主家庭消费低于女性户主家庭;高学历和婚姻状态正常的家庭消费更高.     

中国居民家庭负债、消费增长与消费升级——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与2017年数据,考察了中国家庭负债对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消费类型、不同收入群体以及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利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偏误后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居民家庭负债并不会显著促进或抑制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但却会强化家庭财富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削弱家庭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居民家庭负债会抑制发展和享乐型消费,强化发展与享乐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就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负债对低收入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抑制作用和财富消费效应的强化作用均大于高收入家庭.这表明通过家庭负债来促进消费增长和升级并不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提高城镇居民的家庭总资产水平、低收入家庭与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才能真正推动消费的增长与升级.     

城市化能降低中国的出口依赖吗

现有研究通常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促进内需，降低出口依赖度。但是现实数据却显示，中国存在城市化水平与出口依赖度同时上升的现象。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实证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中国出口依赖度增强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通过扩大收入差距导致出口依赖度上升，另一方面通过促进投资导致出口依赖度下降。但是由于内生于城市化进程的收入差距扩大和外生的收入差距扩大所共同产生的提高出口依赖度的效应，超过了城市化通过投资渠道降低出口依赖度的效应，最终导致中国城市化水平与出口依赖度同时上升的现象出现。     

消费引导策略实政分析

采用双对数模型进行分析：lny1=a＋b1 lnx＋ui，其中，Yi分别表示城镇居民食品、医疗、通讯等各项消费支出，X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b为弹性系数，他表征收入每增加（或减少）1％，消费支出增加（或减少）的百分数。b〉1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该项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将不断增加；b=1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该项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将不变：b〈1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该项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将不断减少。因此，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出的弹性系数β值，可表示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     

收入冲击与家庭消费——基于私人转移支付的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和2017年的数据,采用PSM和PSM-DID等方法分析了是否获得私人转移支付以及私人转移支付规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私人转移支付为促进消费带来了正向的边际效应;获得私人转移支付有助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尤其是促进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的提升;农村家庭、户主年龄越小的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低财富家庭、高债务收入比家庭、中高消费家庭以及流动性资产不足的家庭获得私人转移支付对其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私人转移支付可以通过缓减流动性约束、提升主观幸福感两种机制促进家庭消费支出。研究有助于理解转移支付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影响,也有助于健全多层次收入转移视域下宏观政策体系,为新时期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提高人民福利水平、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分析:1995—2013

本文使用QUAID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CHIP(1995、2002、2013)城市随机入户调查数据,发现1995—2013年,中国城镇家庭消费结构出现了极大的转变,在空间、时间维度以及不同类型的家庭之间差异明显。空间上,地域差异由东、西、中部三级变为东、中西两级状;1995—2002年,消费总量并没有出现显著增加,但消费结构变化明显;2002—2013年,家庭消费总量迅速显著上升,消费价格弹性绝对值逐渐增加,消费支出弹性渐趋于1,家庭消费结构更多地受到市场价格而非可支配收入的影响。随着中国城市家庭变得越来越富裕,食品消费、家庭用品消费在总消费所占份额不断下降,然而住房消费总占比由1995年的23%增加到2013年的38%。住房消费占比不断上升挤占了其他家庭消费、降低总需求,同时也会增加工资上升的压力。     

分位数上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决定

本文依据中国城镇居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方程进行分位数回归。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是决定家庭消费支出的最主要因素,家庭边际消费倾向随消费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家庭资产与家庭消费支出正相关,资产效应随消费水平的提高逐渐增强;户主年龄与家庭消费支出负相关,低消费群体的年龄效应比较明显。因此,政府实施提升低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公共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有助于促使我国经济逐渐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转变,而且有助于城镇居民社会福利的提升。     

天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天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和消费结构相关数据,运用扩展的线性支出（ELES）模型,对2002-2006年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计算基本消费支出、收入弹性和自价格弹性等,分析近年来天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天津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不够旺盛,消费结构不够合理,消费支出中享受型消费比重较低,家庭设备用品和交通通讯对收入和自身价格的敏感度较大。     

宁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协整关系分析

本文利用协整理论并拟合ECM模型,对宁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当期收入和上期误差都对家庭消费性支出有着较大影响.从长期来看,若要通过扩大消费来拉动经济发展,则应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简论收入分配差距在消费层面的表现

从我国居民消费与分配差距间实证关系、居民的消费倾向、年底人民币储蓄余额和最终消费支出等几个方面,表述了收入分配差距在消费层面存有不"和谐"因素.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有效需求上,即当前我们所抓的国内需求上;而有效需求,尤其是有效需求中的消费需求,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着收入分配差距状况.     

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研究

正一、我国居民消费现状(一)消费规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总量显著提高,由1978年的1759.1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164 945.2亿元,增长将近94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在不断增加,剔除价格的影响(以1978年为基期)之后,2011年城镇实际人均消费支出较1978年相比增长5.8倍,2011年农村实际人均消费支出较1978年相比增长5.3倍。1尽管我国居民消费不管从总量上还是在人均水平上都在不断提高,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截至2011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949美元,略高于印度509美元,远远低于美国27 175美元、日本22 907美元、瑞士22 955美元等。2(二)消费结构。居民消费结构反映的是人们对不同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支出结构,可以用来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根据消费支出用途的不同,我们把消费支出分为食品支     

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消费行为分析

按照家庭收入由低到高将城镇居民划分成四个收入群体,并应用带有家庭属性的AIDS模型分析每个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城镇居民对于大多数商品消费的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家庭用品和交通通讯消费富有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因此,政府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通过财政政策使家庭用品和交通通讯商品的价格降低,可以有效地刺激城镇居民的消费。     

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2005年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居民入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收入、消费环境、消费观念以及人口学特征等因素对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所在村通公路会增加农民的消费支出;家庭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居民消费支出的减少;如果居民家庭中有成员在城市工作,其消费观念的变化会导致其消费支出发生变化;在我国贫困地区,汉族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高于少数民族居民;家庭结构对居民消费支出亦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改善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措施,包括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加快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注重对少数民族居民的政策扶持等。     

家庭债务问题研究综述

家庭债务(household debt)一般由住房抵押贷款(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和消费者信贷(consumer credit)两部分构成,其中前者占大部分。通常用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来衡量家庭债务状况。近20多年来,许多国家家庭债务增长迅猛,这好像为家庭一生消费带来了便利,但是,已增债务增强了家户部门对利率、收入和资产价格变化的敏感性。居民消费支出对预期收入的变化也更敏感,这潜在地提高了消费支出的不稳定性,从而影响整个经济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构成及其关系*

本文运用2002-2009年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构成及其联系进行研究。本文发现：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导致的;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边际贡献为正,转移性和经营性收入的边际贡献则为负;养老金和退休金是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食品、交通通信支出是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构成部分,前者的边际贡献为负,后者的边际贡献为正;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