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

将制度性交易成本纳入传统的创业选择理论模型,厘清"行政审批改革-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创业活动增加"的理论逻辑,并基于CGSS 2008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行政审批改革对个人创业活动的影响.结果 表明:行政审批改革能够带动创业意愿平均上升3.8个百分点.区分创业主体时,低个人收入组、低家庭收入组和低社会网络组等高制度成本群体的创业倾向显著提高;区分创业类型时,行政审批改革同时提升了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意愿,但对前者促进作用更大;区分创业行业时,低端服务业创业显著增加.机制检验显示,集聚水平提升有助于行政审批改革创业促进效应的释放,且制度成本较高的城市推行行政审批改革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     

性别、学历对创业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民众的创业意愿受多种因素影响,文章主要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GSS)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性别与个人受教育年限、父亲受教育年限等变量对个体创业意愿产生的影响,并探讨性别与个人受教育年限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第一,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的创业意愿,且女性受教育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二,受教育程度对创...     

为什么日本是一个“创业真空”国度——来自全球创业观察的证据

日本的创新水平处于全球前列,而日本社会创业的比例却很低,被称为"创业真空"国家。作为创业领域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变量,一个国家新生创业者比例对于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使用全球创业观察2014年的数据,采用个人层面是否为新生创业者和创业意愿作为主要因变量,分析国家层面的变量对于个人成为新生创业者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层面单一因素,如文化上的不确定性规避意识,对新生创业者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则会影响个人是否成为新生创业者。在加入年龄这一调节变量后,发现三者之间的交互项显著。这说明日本低创业率不仅仅是单方面因素导致的,而更是宏观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规避以及老龄化三者之间共同影响的结果。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日本创业现状以及制定促进创业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财政支出与创业行为——基于CGSS2012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中国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进行有序概率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财政支出规模对提高个人创业概率的作用不大,财政支出规模的量的扩张并不能有效提高个人创业的概率;能够能降低创业者资金约束和提高个体创业失败后风险承担能力的财政支出,可以显著提高个人的创业概率;财政支出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与对总体创业的影响差别不大.因此,要提升财政支出政策的创业激励效应,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将是首要的选项,而且应该加大对“机会型”创业的支持力度.     

为什么日本是一个“创业真空”国度

日本的创新水平处于全球前列，而日本社会创业的比例却很低，被称为“创业真空”国家。作为创业领域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变量，一个国家新生创业者比例对于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使用全球创业观察2014年的数据，采用个人层面是否为新生创业者和创业意愿作为主要因变量，分析国家层面的变量对于个人成为新生创业者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层面单一因素，如文化上的不确定性规避意识，对新生创业者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则会影响个人是否成为新生创业者。在加入年龄这一调节变量后，发现三者之间的交互项显著。这说明日本低创业率不仅仅是单方面因素导致的，而更是宏观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规避以及老龄化三者之间共同影响的结果。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日本创业现状以及制定促进创业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促进就业的机理与启示——疫情发生之后的思考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个人就业决策的影响。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非农就业,特别是受雇型非正规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创业者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进一步实证考察了人口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源以及金融资源禀赋等多个具体维度下数字经济对个人就业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红利偏向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并且有助于缓解个体创业的借贷约束以及社会关系资源不足的制约,能够显著促进他们的就业决策。结合疫情发生之后的数字经济表现,我们认为,当前应充分认识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差异化作用机制,深刻认识疫情发生对我国就业市场的长期影响,及时补上数字经济相关就业市场短板,充分总结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中的创新经验,因势利导做好当前稳就业促发展工作。     

高校毕业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是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建立包括个人认知能力、个人特征、创业环境、社会信任和资源禀赋等五个维度的高校毕业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基于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与女性相比,男性创业意愿更强烈;与具有非农业户口高校毕业生相比,具...     

女性创业进入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创业合法性的调节作用——基于GEM(2013)数据

基于女性主义理论和观点,用社会层次的女性创业者合法性表征一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结合常用的个人层次变量,重新解构女性创业进入决策的影响因素。基于2013年GEM发布的跨国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社会总体的女性创业者合法性显著正向调节个体层次的变量与女性创业进入决策的关系。     

信仰的力量:宗教有利于创业吗?

传统创业理论一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宗教。基于CGSS(2006—2010)数据,本文从微观层面考察了宗教信仰对个体创业选择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无宗教信仰者而言,有宗教信仰者创业的概率更大。使用历史上省级层面宗教活动场所作为工具变量,纠正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这一正向影响依然存在。这一正向影响存在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宗教信仰改变了创业偏好,同时宗教组织所构建的社会资本放松了创业约束。此外,宗教对自雇层面创业的影响还存在一个作用机制,即由于宗教与现代教育之间潜在的冲突性,导致信徒人力资本投资下降,无法在劳动市场就业,被迫选择自雇型创业。     

为结婚而创业？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对创业决策的影响

基于繁殖竞争视角,利用1996-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实证考察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与创业决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对四类不同人群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与创业决策显著正相关,但它仅与未婚男性人群创业决策显著正相关,而与未婚女性／已婚男性／已婚女性人群创业决策均不相关。结果为人类经济行为和结果提供新见解,证明了某些生物属性可能会对人类经济行为（如创业）产生影响。但是,为解决就业问题和实现经济增长目的,政府不应有意操纵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以促使人们选择创业,而应为未婚男性人群制定个性化创业扶植政策等。     

个体、部门与家庭特征对城镇人力资本的影响

文章运用CGSS(2003)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教育等级、部门、经验、地区以及家庭等因素对中国城镇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2003年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为8.3%,教育边际收益率递减依然没有发生,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回报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会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另一方面与以往多数研究不同,就业的部门差异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不显著,但家庭尤其是父母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子女人力资本的形成有显著稳定的正向影响作用.     

创业与失业:难民效应与企业家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广东省21个地区1991-2007年面板数据,对自雇创业率与失业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失业率变化对自雇创业率变化影响不显著,而自雇创业率变化对随后的失业率变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支持了创业可降低失业的企业家效应假说,并不支持高失业率会影响自雇创业率的难民效应假说。上述发现从经验证据上支持了我国当前实施的"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扩大就业发展战略的合理性,并蕴含着一定的政策含义。     

互联网使用、就业决策与就业质量 ——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文利用多元Probit模型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体就业决策及就业质量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使用互联网提高了个体标准就业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将互联网作为主要信息渠道，有助于促进标准就业和机会型创业；闲暇时利用网络进行社交、学习及娱乐等活动，对就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从就业质量的维度来看，使用互联网能够提高各类型就业的收入水平，并且对于标准就业和生存型创业而言，使用互联网可以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作自主性。     

城市化背景下经济活动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对照组6城市户籍人口调查数据,通过性别的视角,对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积极参与市场活动、非正规就业的分布情况以及工资差异情况进行了分析。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和多水平方法进行分析,发现女性仍然未跳出传统的"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分工模式;个人的家庭角色选择对是否从事非正规就业有较大影响;工资差异主要源自于个体,地区差异不显著。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微观环境分析——对天津农村劳动力的调查

文章利用天津农业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资料,采用probit模型从农户家庭特征、个人特征以及就业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了天津农户非农就业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非农就业选择除受农户农业生产率、非农工资收入等传统要因以外,工作技能以及工作环境的安全性等微观就业环境也对农户非农就业的选择起到重要作用。     

农民工返乡创业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基于江西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江西农民工返乡创业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虽然有60%以上的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有自述偏好,但还有相当部分农民工存在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不一致的矛盾。农民工年龄对其返乡创业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婚姻状况、风险态度、家庭人均纯收入等个体和家庭因素,话费支出、常联系朋友个数等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创业环境、创业资源和就业难度等外部环境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有显著正影响,而外出打工年数则有负影响,但文化程度影响不显著。     

返乡创业者对创业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231个创业者的调查数据

创业政策满意度是衡量政策是否真正落地见效的重要指标。文章基于陕西省231个创业者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实证分析了返乡创业者对创业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带动效应、经营效益既对创业政策满意度产生直接显著影响,又会通过政策知晓度、政策利用难易度、创业氛围3个中间变量对创业政策满意度产生间接影响;文化水平、务工经历等间接影响对创业政策满意度的评价。因此,政府要加强创业培训、健全创业服务、畅通政策知晓渠道、明确政策措施要点、提高政策利用便利、营造良好创业氛围,以吸引更多外出人员返乡创业。     

创业者特性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基于"2007城市创业观察"对合肥市的分析

创业活动是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创业者是创业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以2007年中国城市创业观察问卷调查为基础,运用频次分析法和交叉分析法研究性别等创业者个性特征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创业者是创业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创业者的个性特征对创业活动的影响贯穿创业活动的全过程,并且是创业初期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就业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立足与发展的基础,城市融入则是其实现个体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关键。该文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体系构建与测量,以上海847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为依据,应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就业能力因素对于这一群体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业能力整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融入和市民意愿融入影响显著,就业能力微观因素对于身份和社会地位融入影响显著,宏观维度因素显著影响身份融入。此外,居住时间显著影响城市感情和市民意愿融入,性别影响身份融入,年龄因素影响社会地位融入。     

机器人与非正规就业

机器人的推广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明显的冲击,如何稳定就业、推动灵活就业成为当前的重要议题。本文结合国际机器人联盟(IFR)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发现,机器人的使用尽管没有影响就业总量,但是显著提升了个体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替代效应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男性、农业户口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受到机器人的冲击更大;在工资成本较高的城市机器人对正规就业的替代作用更强。具体来讲,机器人显著提升了低教育水平群体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降低了其在大企业正规就业概率,同时机器人的推广降低了高教育水平群体机会型创业的可能性。本文为如何应对自动化冲击、维持就业市场的稳定提供了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