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浅谈新《物权法》对融资市场的影响

担保物权制度既是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基本手段，也是社会经济的有效调节工具。一个国家的担保制度与其资本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担保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或者金融市场的晴雨表。我国新《物权法》的颁布施行为担保物权植入了很多市场化的元素，促进了商业银行抵押业务的发展。相较《担保法》，《物权法》担保物权的立法进步对融资市场及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环境信用评价制度能优化商业信用资源配置吗

环境信用评价制度是环保部门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评价，确定信用等级，并向社会公开的环境管理手段。那么，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有何影响？利用2014—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的数据，探讨了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对环境信用较好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影响不显著，但能显著降低环境信用较差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这说明，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对环境信用较差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具有惩戒作用。原因在于，环境信用评价制度提高了环境信用较差企业的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进一步发现，当金融制度较差、行业竞争激烈时，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激励作用和惩戒作用更显著。因此，要继续优化环境信用评价制度，以强化其对环境信用较差企业的惩戒作用。     

金融抑制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功能

信贷资源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到企业只是完成初次分配,获得融资的企业再把资金转移给其他企业则是信贷资源的二次分配,商业信用在信贷资源二次分配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得到文献证实。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功能存在的制度基础是什么?基于中国独特的金融制度环境,本文识别并验证了金融抑制是如何影响并决定商业信用二次分配功能的。实证发现,商业信用的二次分配功能在金融抑制程度越高的地区表现越强,并随着金融改革发展而减弱。在国有企业和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中,企业的商业信用二次分配功能更加显著。本文阐述了宏观金融背景是如何影响企业微观融资行为的,对当前的金融改革具有一定政策参考价值,也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国企业当前所面临的融资问题。     

企业间关系的社会资本租借效应——来自信用担保网络与融资约束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融资观的社会资本租借效应视角,以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了上市公司信用担保网络,进而检验企业嵌入信用担保网络对于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嵌入信用担保网络能够获取企业间关系的社会资本租借效应,从而缓解融资约束,这一结论在PSM、DID、替代变量等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测试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地,通过区分产权异质性和地区金融深化水平的机制分析发现,信用担保网络的社会资本租借效应在民营企业、低金融深化水平地区样本中更加明显。以上结论表明,企业嵌入信用担保网络的内在逻辑在于,企业间关系的社会资本租借效应能够缓解自身融资约束。本文以大样本数据为企业嵌入信用担保网络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合理解释,同时也为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必要性提供实证依据。     

政府信任、企业信用结构及其相关性的经验研究

本文提出"流动性"和"履约评价"相互转换的企业信用结构的转换规律,并研究"政府信任"的隐性担保功能对上市公司的"履约评价",以及对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证券信用的影响.经验研究的结果说明,在上市公司信用结构中,商业信用主要受长期商业关系而不受政府信用的影响;政府信用增强了企业的长期银行借款能力,但短期银行借款更依赖于经营性因素;政府信用对增强企业的证券融资能力具有显著作用.     

金融发展与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的研究——基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全球金融危机的视角,利用2003-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危机期间,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的减弱趋势以及金融发展对这一变化的缓冲作用。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使得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出现明显的下降,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减弱但依旧有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金融危机引起的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减弱的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商业信用融资

商业信用融资属于替代性融资渠道,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考察了股权多样性和股权融合度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以2014-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替代效应的需求和供给角度分析了混改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国企股权多样性和融合度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股权多样性对于商业信用融资无显著影响,股权融合度与商业信用融资水平呈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影响机制,从商业信用需求来看,混改会降低国企的银行信贷,增加了企业的商业信用需求;从商业信用的供给来看,混改会增加国企的内部控制水平,促进供应商乐于提供更多商业信用。最后,对于国企进行分类拓展研究发现,央企、垄断型企业和所处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企业,混改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水平更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从"量变"向"质变"进行深化,进而增强商业信用的融资作用。     

论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优化

一、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1．国有商业银行缺乏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银行与一般企业最显著的不同点在于银行是高负使运营的企业。银行运作杠杆率很高，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结构不匹配。西方国家普遍设立的存款保险制度为银行体系提供了相关的担保，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则获得了政府的隐形信用担保，这些担保行为使银行面临更为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银行贷款会挤出商业信用吗——基于研发投入视角

企业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总体来看,银行贷款未能成为企业研发投入的融资渠道,与此相反,商业信用则是企业研发投入的来源之一。并且就研发投入而言,银行贷款对商业信用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在替换关键变量及使用不同计量方法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前述银行贷款对商业信用的挤出效应,在所有制属性、行业高技术属性、所处地域的外部法制环境以及企业规模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文章深入探究中国上市企业创新融资的内在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切实的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制度环境与商业信用融资有效性

基于2005年至2009年的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制度环境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越多,并且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国有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多,但并没有因此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民营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少,但是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可以纠正由于产权约束而导致的商业信用融资低效率配置。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化改革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实现商业信用融资的有效配置。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能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吗?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是运用信用机制赋能绿色发展的创新举措。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显著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其潜在机制在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能够强化政府环境监管、市场环境监督、媒体环境监督和公众环境监督,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督促企业提高环保投资。进一步分析表明,当企业产权性质为非国有、独立董事占比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好以及企业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环保投资效应更显著。本文结论揭示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环境有效性,拓展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制度因素研究,为环保部门完善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以及企业优化环保投资决策提供了经验参考。     

关系网络、商业信用融资与民营企业成长

以2006-2010年间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通过检验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状况,以及关系网络是否有利于企业使用商业信用融资,本文发现使用商业信用融资能缓解融资约束,并促进企业成长,这对于存在融资需求的企业体现得更为突出。此外,不同层次的关系网络对企业使用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横向关系网络有助于企业使用商业信用融资,并对小型企业的帮助程度最高。本文为我国民营企业为何能在缺乏正规金融支持的背景下成长提供一种新的微观机理解释,并为转轨经济中非正式制度对非正规金融所发挥的支撑作用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研发活动的高风险特征决定其必然受到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短期融资方式,是否影响研发投入？以我国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产权性质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商业信用带来的短期偿债压力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商业信用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结论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主要表现为偿债压力带来的风险效应,而不是融资支持,对民营企业的风险效应更为显著。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情况下,短期融资难以支持企业长期投资,因而政府需要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短期负债偿债压力对企业研发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金融抑制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功能

正规的金融机构通过信贷资源分配到企业只是完成了资金的初次分配,获得融资的企业将资金转移给另外的企业之后才完成了信贷资源的第二次分配。在信贷资源的第二次分配过程中商业信用有重要的作用。商业信用二次配置的功能主要立足于中国特殊的金融制度环境上。相关研究调查表明,在金融抑制程度越高的地区中,商业信用的二次分配功能体现得越强,在金融情况发生改革之后,商业信用二次分配功能体现逐渐减弱。在一些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或国有企业中,企业商业信用的二次配置功能体现得更加强烈。文章主要对金融抑制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功能进行了一些研究和讨论。     

企业资产特性与资本结构——基于2007年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2007年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资产的收益性、流动性与负债水平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企业资产的收益性与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而流动性与负债水平不显著，但其系数为正，说明了流动性的变现效应大于易耗效应.     

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研发活动的高风险特征决定其必然受到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短期融资方式,是否影响研发投入?以我国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产权性质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商业信用带来的短期偿债压力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商业信用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结论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主要表现为偿债压力带来的风险效应,而不是融资支持,对民营企业的风险效应更为显著。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情况下,短期融资难以支持企业长期投资,因而政府需要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短期负债偿债压力对企业研发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金融发展、制度环境和企业投资增长——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从制度环境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对于提升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加快我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8--2016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分析金融发展和制度环境对企业投资增长的影响效果以及内在关系。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发展的提升能够促进企业投资扩张,制度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扩张效应。就制度环境分项指标而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素市场的成熟以及中介组织和法律环境的健全有助于推动企业扩大投资规模。此外,通过对不同企业规模、不同产权性质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比较分析,发现这种强化效应在小型企业、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因此,进一步加快实施金融深化改革、重点推进市场化进程和全面改善制度环境是形成金融发展促进制造业企业投资扩张正向效应的基本政策选择。     

我国民间金融问题及其制度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金融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民间借贷纠纷增多、非法集资高位运行、“高利贷”越演越烈、民间“倒会”事件接连发生等问题.通过原因分析,得出民间金融运作中产生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保护的滞后、监管制度的缺失、信用约束的软化等.建议政府应当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构建合理的监管制度、改进相关的保险、担保、社会信用配套制度,从此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从根本上解决民间金融的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原因：主流文献的讨论

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文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机理多有阐发。McKinnon发现了中国金融改革方式选择的特殊性，借助“金融剩余”、“金融控制”等概念，他勾画了“金融支持型”经济增长的大致轮廓，世界银行和Maddison则分别通过强调“初始条件”和居民储蓄的重要性而佐证了上述观点。一些文献对经济改革中银行体系的制度结构与行为方式有所刻画，它们发现，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银行体系的高不良贷款、高盈利、高流动性与经济的高增长长期并存不悖。另外一些文献进一步觉察到，在国家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依赖金融方式实现巨额债务融资构成改革中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邹至庄与陈志武等华裔主流学者则试图深入到历史文化层面探究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金融制度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