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增阶梯定价、收入再分配效应和效率成本估算

递增阶梯定价政策的分配效应及其效率后果,是价格制定者和学术界评估和完善本轮公共事业阶梯定价政策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估计了阶梯定价为实现收入再分配的政策目标而导致的效率损失成本。研究发现,随着两级阶梯电价方案实施时间的延长,两类效率成本均在下降,但第一类效率成本下降得更快,第二类效率成本占比有所上升;无论在何种弹性假设下,阶梯定价方案作为一种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阶梯定价收入再分配的功效不是很大;阶梯分档不合理将严重影响收入再分配效应和效率成本。此外,对分时定价的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峰谷分时定价不利于收入再分配,谷时中等收入家庭的电费支出高于高收入家庭,导致中等收入家庭谷时的福利损失比高收入家庭多。     

阶梯定价调整、需求弹性测度与中国电价政策评估

对阶梯电价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是电价规制者和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基于消费者最优选择理论和满足可分性条件的离散/连续选择模型,构建了与消费者福利变化一致估计的阶梯定价无条件需求弹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阶梯电价政策进行评价.本文利用国家电网及杭州市居民用电的微观调查数据,估计阶梯电价下的价格需求弹性,并通过构建反事实场景,实证分析阶梯电价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阶梯电价下的无条件价格弹性更大,因而阶梯电价较线性电价时的价格调整对消费数量的影响更强;在阶梯电价中嵌入分时定价,引致峰时电量转移至谷时,促进了削峰填谷目标的实现;峰谷价差和峰谷比变化能有效调节用户总电费支出;阶梯宽度调整促进了不同阶梯用户覆盖目标的实现.     

递增阶梯电价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嵌入分时电价更有效吗*

本文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分析了递增阶梯电价为实现收入再分配目的必然伴随着效率损失,进而探讨嵌入分时电价能否改善两难困境。理论模型刻画了递增阶梯电价追求再分配目的所致两类效率成本的特征、结构和类型,以及递增阶梯电价在实现再分配和最小化效率损失间的两难困境。基于杭州市居民用电和家庭收入等微观数据,使用工具变量,通过反事实场景构建和二次近乎理想需求函数（QUAIDS）模型,实证估算了阶梯电价为实现再分配目的而引致的家庭与社会效率成本,本文为系统评估和完善阶梯水价和气价等政策奠定了基础。     

最优财政和货币政策及其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建立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模型,并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福利效应为最优政策的评估标准,研究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机制。分析表明:在Ramsey最优均衡下,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于通货膨胀和产出目标,以严格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最优货币规则会使得政策的福利损失最小,但货币政策在产出目标、通货膨胀目标以及政策福利损失三者上不能同时兼顾;最优财政规则是趋向缩小收支差,从而趋近于福利损失最小。本文同时使用贝叶斯分析,对中国经济政策2005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的福利效应进行了评估,实证分析表明:样本期间政策的无条件福利损失处于波动状态,经济增长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条件福利损失,即经济增长导致跨期消费成本增加。     

网络效应、动态定价与电脑软件的最佳升级时机

电脑软件存在的网络效应使得厂商定价策略发生一定的变化。本文运用动态最优化理论,分析电脑软件厂商的定价策略和最优更版时机。发现厂商通常会以先低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定价,然后逐渐提高软件的价格,与不具有网络效应的产品的边际成本定价有一定差异;厂商在升级旧版软件时,存在最佳时机,过早或者过迟推出新版软件都将导致利润损失。     

分时与阶梯混合定价下的居民电力需求——基于DCC模型的分析

本文使用居民用电和家电持有等微观家庭数据,针对非线性定价中存在尖点识别的问题,利用双误差离散/连续选择模型,对分时与阶梯混合定价下的居民电力需求进行实证研究。基于分时定价与阶梯定价共存的现实场景,本文首先将混合定价曲线转换为复合阶梯定价曲线;然后基于用户在尖点处的聚集特征,验证使用离散/连续选择模型的合理性;最后对双误差离散/连续选择模型进行估计。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引入阶梯定价确实增加了用户的价格弹性,并且中、低收入人群的价格弹性更大;中、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弹性更高,异质性误差更大。本文的研究为系统评估阶梯定价的政策效果奠定了基础。     

买方抗衡势力对转售价格维持的影响：以我国图书行业为例

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型网商崛起和消费者多样化偏好的经济现实使买方抗衡势力成为实施转售价格维持制度的重要考量因素。基于Dixit-Stiglitz模型,分析买方抗衡势力对转售价格维持的影响,研究表明：(1)自由定价合约下,大型网商买方抗衡势力使得产品价格降低,产品种类减少,导致种类扭曲,损害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福利;(2)固定转售价格维持合约下,大型网商买方抗衡势力使得产品价格提升,产品种类减少,导致价格和种类双重扭曲,加剧消费者福利与社会福利损失;(3)无论是在自由定价合约还是在固定转售价格维持合约中,大型网商买方抗衡势力都将导致水床效应和负纵向外部性;(4)通过对图书行业的案例分析发现,大型网商买方抗衡势力导致图书市场的“高定价、低折扣、少品种”,阻碍图书市场的高质量发展;(5)反垄断执法机构需加强对买方抗衡势力与转售价格维持交叉经济效应的评估和分析。因此,应将买方抗衡势力纳入分析框架,利用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方式判断实施转售价格维持是否具有正当性及对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为企业战略决策和反垄断执法提供新依据。     

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研究述评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运用微观数据,成功的在同一框架下分析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形成二元边际结构、影响因素和福利效应三个方向的新进展,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文献,但也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和新的现象:二元边际定义的不一致、细分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分析视角的趋势、综合福利效应不显著的挑战、对扩展边际稳定出口效应的质疑。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提出未来研究的思路和方向,旨在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价格歧视战略与福利效应分析

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 ,竞争均衡可实现帕累托最优效率。垄断市场一般很难提供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产量水平 ,其产量与价格选择对社会来说不是最优的。垄断厂商以内生范畴和外生范畴为基础对消费者进行分类 ,使得价格歧视成为一种可行战略。由于定价策略存在差异 ,不同类型的价格歧视便具有不同的福利效应。     

个税改革、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福利

2005年以来,历次中国个税改革均以提高免征额和调整税率表为主要内容,上述改革措施的分配效应一直存在争议.文章通过建立一个能体现个税累进性与税负归宿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解并模拟了提高免征额和增加税率累进幅度所导致的分配效应.结果表明:(1)提高免征额扩大了税前收入不平等的波动,恶化了宽松货币政策等外生冲击下的初次分配.此外,免征额的提高削弱了累进税率对收入初次分配的调节能力.(2)在就业扩张过程中,提高免征额所带来的税负归宿变化改善了税后收入不平等,而且在免征额提升后,税率累进幅度的提高能进一步改善收入再分配.当然,个税改革的初次分配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均具有状态依存特征,在就业与劳动收入下降时会带来相反的分配效应.(3)提高免征额会导致更大的福利损失,并削弱累进税率对福利损失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