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动机研究——基于金融周期视角的检验

近年来,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凸显.现有研究表明,企业可能出于"蓄水池"或"替代"动机持有金融资产.本文基于2007-2019年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首次从金融周期的角度实证检验了我国企业金融化动机.结果 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与金融周期正相关,繁荣的金融市场对企业金融化具有促进作用;低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对金融周期波动更敏感,企业金融化的主导动机是"替代"而不是"蓄水池";企业持有长、短期金融资产均出于"替代"动机,且短期金融资产"替代"效应更显著.本文所得结论对引导非金融企业回归实体经济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面对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发生相应改变。选取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讨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尝试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门槛效应、异质性等方面进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整体呈现“倒U型”关联，即适度金融投资能够发挥金融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短期金融资产主要发挥“蓄水池”功能，长期金融资产则倾向“投资替代”动机。其中，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具有较低的最优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需要更为重视金融投资的负向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存在融资约束、金融收益门槛促使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关联产生区间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树立正确金融投资动机，合理配置金融资产规模具有参考意义。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混合所有制程度和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北大核心CSSCI

在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影响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制度性因素,对于全面理解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持有动机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混合所有制程度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金融资产配置越多;在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企业中,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企业的逐利动机强弱则对上述关系不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显示:(1)区分金融资产类型,混合所有制程度对短期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强,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这一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2)区分业绩表现,在企业业绩表现较差时,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并未显著增强;(3)考察金融资产配置后果,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未来的投资不足、降低了财务风险。上述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混合所有制对于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蓄水池"动机,而未支持"资本逐利"动机。本文丰富了中国企业金融化的动因研究,并从融资约束角度拓展和深化了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     

金融错配与企业金融化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错配理论上会通过企业投资组合选择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基于我国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金融错配主要促进了长期金融资产和类金融资产投资,前者在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更突出,后者仅在盈利能力弱和国有企业中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和扩大金融与实体收益差促进企业金融化,并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表现出动机异质性。如受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获取高额金融回报的主动逐利动机,而增加类金融资产配置仅是迫于主业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被动逐利动机。进一步检验揭示,利率管制放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弱化金融错配作用下的企业金融化,但主要是弱化类金融资产配置。未来,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层次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需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多层次全链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精准落地,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     

薪酬管制能促进企业“脱虚还实”吗?——基于“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将2015年实施的“限薪令”政策视为衡量薪酬管制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2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限薪令”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究薪酬管制对企业“脱虚还实”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薪酬管制政策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行为,主要通过抑制国有企业金融化的“蓄水池”动机和降低管理层风险偏好两种机制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促进企业“脱虚还实”;薪酬管制政策对金融资产类型和金融渠道获利存在结构性差异,表现为对投机型和保值型金融资产以及风险型金融渠道获利抑制效果更为明显;薪酬管制政策通过积极影响企业核心业务与实体投资,促进企业资源优化配置。     

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变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双重背景,以2012—2021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环保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政商关系健康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显著;相比于首轮环保督察,“回头看”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上。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最终能够提升企业的主业业绩。     

“互联网+”变革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利用2013-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房地产和非金融类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探讨“互联网+”变革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实证识别了“互联网+”企业改变自身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主导动机.结果 显示:“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提升,参与变革的企业增持金融资产主要是出于“替代”动机而非“蓄水池”动机.“互联网+”变革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快速推进“互联网+”的企业之中.因此,监管部门应警惕“互联网+”企业金融化倾向,在专项基金拨付时进一步强化行政审查力度,并督促相关企业披露更多的变革细节信息以加强来自资本市场的外部监督,确保扶持资金进入微观实体的生产改造环节;应制定更具结构性的差异化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各有分工,引导国有企业攻克“互联网+”核心技术及搭建公用平台,向“互联网+”变革力度更大的企业倾斜更多的社会资源并着重监督.     

"结构性"去杠杆与企业资产配置:"脱实向虚"还是"脱虚向实"

以我国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结构化"去杠杆政策对企业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 发现:去杠杆政策会显著降低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并能抑制过度负债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但对企业研发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去杠杆政策还会促进正常负债企业的实体投资,财政政策与"结构化"去杠杆的政策叠加能强化企业的实体投资,且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的政策叠加效应要优于政府补助的政策叠加效应.     

银企距离与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

伴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与银行网点数量的扩张，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信贷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也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与银行网点距离数据，分析银企距离缩短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研究发现：银企距离的缩短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需求侧来看，长期信贷占比的增加降低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供给侧来看，银企距离的缩短增强了关联银行产品承销动机下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研究结论有助于提升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同时避免信贷资金回流金融体系造成的系统风险。     

金融科技与企业"脱实向虚"——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金融科技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综合探讨金融科技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显著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竞争效应和成本效应两个渠道影响了企业"脱实向虚"行为;即金融科技使得企业投资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和企业财务管理费用下降,从而促进了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此外,相比于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金融科技对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而且,金融科技的发展主要抑制了企业对投机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对企业保值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不断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支持力度,积极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金融科技的支撑作用,同时给予中西部地区一定的政策优惠,进而不断提升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脱虚向实"

企业"脱虚向实"是指企业将更多资本从非生产性领域配置到生产性领域,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降低.文章以数字金融发展为背景,采用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弱化企业预防性动机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传统金融结构性错配的弱势样本中;与短期金融资产相比,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随着金融监管的规范及力度的增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凸显.文章研究表明,除了传统金融因素外,数字金融同样影响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环境规制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来自新《环保法》颁布的证据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4年新《环保法》的颁布为切入点,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增加了重污染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引致重污染企业减持非流动性金融资产而增持流动性金融资产,实证支持了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动机。具体影响机制为：环境规制增大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不确定性和债务融资难度,进而强化其预防性动机而增持金融资产。此外,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增加提高了企业未来财务绩效,而非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增加损害了企业未来财务绩效,所以环境规制通过优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来提升其未来财务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重污染类型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在面临严格的环境规制后更加显著地增持金融资产。因此,应明确不同类型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差异化影响,警惕企业持有过多非流动性金融资产的危害,鼓励企业通过持有流动性金融资产以应对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     

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投实”抑或“向虚”

基于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了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可以显著引导企业投资结构更加偏向实体投资，表现为企业纳税信用评级为A可以激励企业增加实体投资，同时抑制金融资产投资。机制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通过融资约束渠道、外部监督渠道和实体投资成本渠道，增加企业信贷融资规模、降低盈余管理以及缩小实体投资与金融投资的相对收益差距，促使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实体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税收征管力度弱的地区，纳税信用评级披露能够发挥更大的“投实”激励效应，对强制性税收征管起到有益的补充。上述研究结论为通过纳税信用建设优化企业投资结构实现“双赢”提供了经验证据。     

产业政策、营商环境与企业脱虚向实——基于国家五年规划的经验证据

防止经济脱实向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现有关于企业脱虚向实的研究普遍将"抑制金融化"视为脱虚向实,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降低金融资产投资水平并不一定意味着投资结构的转变。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同时考虑实业资产与金融资产两个方面的变动,设计了"二维"的企业脱虚向实变量,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整体上促进了相关行业内的企业脱虚向实。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政府补助和银行信贷两种机制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从时间维度上看,与"十二五"相比,"十三五"时期的产业政策在促进企业脱虚向实方面的积极效果有所减弱,在此过程中,营商环境的改善可能对产业政策存在替代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高管创新意识较低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然而,区分金融资产的配置期限后发现,产业政策更能够显著促进长期金融资产脱虚向实,说明产业政策主要是靠降低企业的"投资替代"动机来发挥脱虚向实作用。文章的研究既能为优化产业政策设计以引导企业转变投资结构提供经验证据,也能为构建协同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双重治理机制的视角

借助"沪港通"制度实施这一外生事件,利用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及克服以往跨国研究中事件识别误差和互为因果的内生性偏误等问题,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制度实施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从而降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风险;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境外投资者被动"用脚投票"与主动"用手投票"的内外部双重治理来实现的.拓展性研究表明,中国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动机仍是市场套利,资本市场开放通过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实现了价值创造.因此,应加快资本市场开放步伐,鼓励成熟的境外投资者入市,并引导机构投资者实现真正的积极股东主义,促进资本回流实体经济.     

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资管新规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企业半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投资显著增加,表明强化金融监管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从而支持监管有效观。进一步检验发现,资管新规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及民间金融发展水平和影子银行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压缩金融投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是资管新规发挥这种效应的两个作用机制。此外,资管新规对持有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都发挥了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但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较多的企业。本文为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初步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为进一步释放金融监管的制度改革红利,进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对“中国货币迷失之谜”的再探讨

虚拟资本的膨胀创造了货币需求,并对实体经济货币需求产生挤出效应,因而M2/GDP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只有M2/GDP持续偏离长期路径时,才会对币值稳定产生影响。当前政府不必为M2/GDP的较快上升过于担忧,但仍需继续推进体制性改革,保证经济金融的平稳发展。     

中国金融与经济周期的测度与分析——兼论双重周期中的政策选择

本文采用了更为匹配样本数量的中低频域分析和拐点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金融周期。从单个变量的识别结果来看,信贷、信贷与GDP比例、M2和房地产价格均是识别中国金融周期的重要变量,而股价并非识别中国金融周期的代表性变量。综合的金融周期实证表明,金融周期的确是与传统经济周期所不同的一种内生的经济现象。金融周期普遍比用GDP识别出来的传统经济周期的持续期更长、振幅更大。中国的金融周期是先行于实体经济周期的。金融周期下行会对实体经济的复苏带来负面影响。宏观政策需要严格把握政策力度,确保双周期的平稳过渡。     

资源利用效率、环保投资对绿色GDP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5—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将节约指数、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分别作为资源利用效率、环保投资的替代变量,并以绿色GDP作为经济绩效的衡量指标,采用SUR的PCSE法分别从东部、中部、西部来研究环保投资、资源利用效率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源利用效率、环保投资与绿色GDP均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三大地区的环保投资均与绿色GDP显著正相关且东部地区的弹性最大;西部地区的节约指数与绿色GDP显著负相关,东部地区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而中部地区两者之间显著正相关。最后根据文章得出的结论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