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限制中国企业出口参与吗?

中国贸易增长模式的转变有赖于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而企业的出口参与行为取决于异质性。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运用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使用probit模型重点考察了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对中国企业出口可能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源融资约束是限制企业出口参与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本文发现企业出口参与对外源融资约束的依赖程度因所有制不同存在差异。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外源融资约束对出口参与的影响不显著;而民营企业外源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参与起到显著的作用。另外,区分出口企业类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外源融资约束限制了企业的初始出口,而对于保持出口商地位的作用并不明显。     

研发融资约束、融资结构偏向性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本文运用2008-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融资结构偏向差异能否通过缓解企业创新研发投资融资约束以促进创新投资问题。结果表明,现阶段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资仍主要依赖于内部现金流,民营企业和新兴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和传统制造业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上升可以显著缓解民营企业和新兴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并提高其研发投资及效率,而国有企业和传统制造业企业对此并不敏感。融资结构向直接融资方式转换存在最优融资结构边界,当直接融资比例超过一定门槛值时,继续增加反而会抑制企业创新投资。     

出口固定成本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

本文以企业的应收账款相对比例作为度量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研究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本文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企业出口固定成本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制约了企业的出口能力。出口退税政策是我国促进出口的主要政策,可以认为出口退税降低了企业的出口变动成本。而本文的研究表明出口固定成本同样对企业的出口行为有重要影响,为政府制定出口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依据。本文的分析表明针对出口固定成本的出口促进政策相对于针对出口变动成本的出口促进政策,在福利效应和政策成本两个方面都具有优越性。     

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与企业转型升级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视角考察劳动力成本对企业转型升级抉择的影响,旨在为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以2007年至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转型（对内转型和对外转型）和升级（研发创新和人力资本升级）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下的企业抉择及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企业转型和升级都产生了显著的“倒逼”效应。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大、债务融资占比较高时,面临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对内转型,而减少对外转型和升级活动。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下的对内转型不利于提升企业价值,而升级（如增加研发投入）则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会导致企业利润下滑、经营压力增大,继而迫使企业通过转型升级予以应对。而当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更趋一致时,企业将倾向于选择升级而非转型。同时,从投资结构来看,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企业升级的“倒逼”作用要大于对企业转型的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面临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时,劳动密集程度较低的企业、非...     

融资约束、出口与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机理与实证

本文从微观视野切人,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出口等因素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并将国有和民营企业进行了对比分析。结论表明,融资约束、出口等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1）较易得到外部融资或外部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更容易去创新;（2）出口参与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在出口的企业中,外部融资对国企的创新影响并不显著,而对民企却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在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要致力于改善广大民企的融资环境,增强其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     

融资约束、创新能力与企业协同创新

随着技术结构日益复杂,协同研发逐渐成为企业实现创新的重要方式。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提出融资约束和创新能力会抑制企业协同研发的研究假说。据此,本文利用2012年世界银行调查问卷数据中关于中国企业的样本对以上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相同条件下,企业融资约束越宽松、创新能力越弱时,其协同研发的意愿及支出均相对越高,其中创新能力的负面作用来自于企业专有能力的不足。此外本文还发现,企业在面临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时,融资约束对自身研发、协同研发的抑制效应会更明显。据此结论本文提出,政府可以通过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企业纵向合作来促进企业参与协同创新,从而加快企业转型升级。     

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与稳定出口

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和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理论模型,本文认为转型国家出口增长主要沿集约边际实现的原因与其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越多,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越大、扩展边际越小。利用Tobit模型对1995-2009年中国出口到123个国家的HS-6位码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集约边际、负向影响扩展边际的效应确实存在。经济规模、贸易成本、人民币升值、区域经济一体化、外部冲击、语言的相通性、政治体制等变量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不完全相同,表明要提高出口增长中的扩展边际比重,出口企业应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将目标市场从传统高收入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实现出口的稳定增长。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参与

"融资难、融资贵"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使用世界银行发布的《投资环境调查(2005)》的中国企业数据,实证分析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由于中国金融发展的独特性,导致融资约束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机制存在着显著差异。融资约束并未构成制约中国国有企业出口参与的主要因素;而中国民营企业出口参与可能性的增加则依赖于融资成本的降低;融资约束对外资企业的出口参与不具有影响作用。     

数字流量模式与企业融资约束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在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数字流量模式,加强企业资金利用进而获得发展红利。本文以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流量模式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流量模式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机制分析显示,数字流量模式对银行贷款这一传统融资渠道具有替代效应,并通过改善盈利能力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流量模式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在企业为高成长性、内部控制质量高和媒体关注度高的情况下显著增加。同时,当融资约束得到缓解后,企业更愿意加大生产经营力度,提高投资效率,增强资本密集度。但是,数字流量模式会导致企业面临短期资金偿还压力,降低总资产周转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增加企业的流动性风险。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探索数字流量模式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为上市公司经营战略选择和政府监管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产业升级、金融分权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在产业升级的框架下,分析了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存在的信贷挤入与挤出效应.产业升级过慢或过快都将使得信贷挤出效应占主导,金融分权(Ⅰ、Ⅱ)是产业升级影响民企融资约束的重要金融渠道,基于2007-2016年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和省级宏观数据,主要通过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相对于产业升级速度适中地区,过慢和过快地区的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更为严重;(2)国企产业升级通过决定金融分权影响民企融资约束,金融分权Ⅱ本身能缓解民企融资约束,但国企产业升级过快会降低金融分权Ⅱ,同时金融分权Ⅰ会刺激地方政府过度投资反而会加剧民企融资约束;(3)金融分权对民企融资约束的影响受到财政分权的显著调节作用,地方财政越宽松,金融分权的作用越显著;(4)对产业升级过慢地区,在金融措施配合下,充分发掘国企产业升级先导性作用是缓解民企融资约束的有效途径.     

信用风险、出口信用保险和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

文章基于厂商理论对信用风险、出口信用保险与最优出口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论证了信用风险对出口贸易的负面效应,以及政府支持的出口信用保险对外贸出口的推动效应;并通过对中国的出口规模和进口国国家信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信用风险的负面贸易效应,阐明了对于信用评级下调的发达市场以及绝对信用评级较低、人均收入较低的新兴市场,中国不仅需要而且必须加强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     

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

本文研究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交易成本和商业信用模式的影响。以我国各省的信任调查数据为研究基础,本文发现地区间信任差异将导致企业的签约形式显著不同,商业信用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地区间信任度越低,该地区企业的签约成本越高,具体表现为:企业较多地采用预付账款和应付票据等成本较高的商业信用模式,且相应的销售费用和折扣支出也越多。与以往文献关注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的差异不同,本文不仅验证了转轨经济环境下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同时还为地区与个体间信任的传递特征提供了经验证据,这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现阶段企业交易行为和地区与个体间的信任关系。     

近代中国的信贷约束与出口商品质量?--以茶叶贸易为例

近年来,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已成为提升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文章从茶叶贸易中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分析入手,剖析了制约近代中国出口茶叶质量的关键力量,进而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以分析作为贸易和金融中间商的口岸茶栈对茶叶质量改进的影响。研究表明,口岸茶栈是影响近代中国出口茶叶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与茶叶质量改进之间是冲突的,因而形成了对出口茶叶质量的制约作用。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口岸茶栈与制茶号(生产者)之间难以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进而导致制茶号只能够得到口岸茶栈的短期贷款以保证茶叶数量的供应,而难以获得长期信贷以提升出口茶叶质量。进一步地,文章对近代中国出口茶叶质量低劣的原因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历史分析,发现出口茶叶质量不仅受制于制茶号改进质量的激励不足,而且受到了来自中间商与金融制度的多重信贷约束。此外,晚清政府无法提供有力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支持也是制约因素之一。文章的结论为当下中国对外贸易“由量到质”的转型和加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融资约束、金融发展与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的双重视角

将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使用中国2000-2006年的企业—产品—目的地—年份的四维出口数据,研究融资约束与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均制约着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而地区金融发展能够同时改善两种融资约束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积极影响,并且金融发展对于私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最为明显,国有企业其次,外资企业最小。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出口长期锁定于低端产品的现状,而且为相关部门金融改革和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了实证支持。     

集群商业信用与企业出口——对中国出口扩张奇迹的一种解释

我国在资本市场高度不发达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出口奇迹。本文从县级集群内部的商业信用视角对此提供一种解释。研究发现,集群商业信用显著促进企业出口扩张,主要是通过影响私营企业实现的,而且主要影响东部地区的企业出口。作用机制是集群商业信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不仅显著提高企业进入概率,而且提升企业出口水平。为了解决集群商业信用内生性可能导致的识别困境,根据企业是否变更经营地点构造拟自然实验,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安慰剂检验显示,集群商业信用对加工贸易出口没有显著影响。这可以解释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私营企业虽然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更难以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取资金,但依然实现了出口快速扩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经贸摩擦及其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引发了对中国出口转型升级的担忧。利用2000—2013年企业-产品层面微观数据和1999—2019年行业层面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的企业出口升级,且对沿海地区企业、中小微型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正向促进作用。基于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可通过鼓励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还可以通过下游产业关联显著促进本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上升,对于劳动、资本密集型行业及高、低市场集中度行业均是如此。但对于高市场集中度行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上游产业关联抑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低市场集中度行业的影响则与之相反。     

贸易自由化、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地区差异

文章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出口贸易地区差异的关系。通过构建3×2×2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和使用2002-2008年全国28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出口贸易之间关系不确定,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贸易自由化共同造成出口贸易地区间差异。此外,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区更利于内陆地区出口贸易,劳动力禀赋对出口没有显著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禀赋对出口具有正向影响,人民币升值会促进而非抑制出口贸易。     

所有权性质、商业信用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商业信用的再分配理论认为,易于获得银行信用的企业会将这些信用以商业信用的形式再分配给难以获得银行信用的下游企业。本文以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检验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信用再分配功能,结果发现,尽管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信用显著多于私有企业,但提供的商业信用净额却显著少于私有企业。而且,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信用与提供的商业信用不相关,而私有企业获得的银行信用与提供的商业信用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说明,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信用但并没有发挥信用再分配功能,而私有企业尽管只获得少量的银行信用却较好地发挥了信用再分配功能。这些结果意味着,如果银行体系适当增加对私有企业的信用配置,同时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信用配置,可以充分发挥私有企业的信用再分配功能,提高银行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