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

选取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高技术制造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且研究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提升作用在优质企业、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企业内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条作用路径,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对此,提出健全数字金融治理机制、推动产业链高端集群化发展、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增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提供有益借鉴。     

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能否抑制金融化?

制造业企业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服务化转型成败,关乎其在金融部门与主业部门之间的资本配置.本文从经营利润视角阐释了制造业企业服务化对金融化的影响,并采用2007-2014年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显著抑制了金融化;服务化主要通过利润率上升来推动生产性资本由金融部门向主业部门回流,进而降低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持有率.制造业企业服务化主要降低了知识密集型行业和国有企业对高风险的长期金融资产持有份额.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致力于制造业服务化来提升企业经营利润,并辅之以必要的金融监管来规范制造业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从而保证企业资金"蓄水池"的安全性.     

金融集聚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

利用2009—201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探讨了金融集聚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地区金融集聚程度与企业的R&D投资强度显著正相关;两者的正相关关系会受到企业所有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的影响:金融集聚和R&D投资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仅存在于非国有控股企业样本组中;金融集聚对R&D投资的影响在小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     

中国实业投资率下降之谜:经济金融化视角

近年来中国实业投资率呈现持续下滑趋势,而宽松政策和刺激措施似乎都没有明显改善投资状况,实业投资率下降成为亟需解释之谜。本文以非金融企业通过金融渠道获利占比日益上升作为金融化特征的切入点,对我国实业投资率下降现象进行诠释。本文首先构建金融化环境下的微观企业投资决策模型,然后基于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索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率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研究表明:经济金融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实业投资率,并弱化了货币政策提振实体经济的效果;同时,金融资产的风险收益错配也抑制实业投资,且这种抑制效应随着金融化程度的提升而增强。     

数字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匹配地级市层面数字金融指数、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测算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从总体上以及三个分维度均能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增长;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这一渠道影响投资规模的增长;相较于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而言,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     

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

通过深化金融模式创新和优化金融产品供给,金融科技能够为中小企业创新融资和风险管理提供丰富的解决方案,因此,金融科技是服务中小企业创新的重要引擎。基于2016—2020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Python爬虫技术构建金融科技指数,实证探究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影响机制看,金融科技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融资成本,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从而促进其开展创新活动。从地区环境来看,在金融发展落后的地区,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加显著;从市场环境来看,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条件下,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加显著。     

我国个人投资发展:金融创新的推进力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的个人收入大幅度提高,除保证当前基本生活以外,拥有一定个人资产的人已不在少数;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下国家统一的福利也逐渐被市场运作所代替.因此,个人为了一定的经济目标,以投资的形式处置个人资产已不是少数"资本家"的专利,个人投资正逐渐成为一种大众经济行为,这不仅将影响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影响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更为现实的是它对于理财产品、金融工具、金融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在很大程度上推进我国金融创新的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以2012—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来推动自身绿色创新,政府等主体也需考虑企业的异质性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我国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一个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和投资的实证模型,对我国部分制造业上市公司1999年￣2003年的投资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融资约束在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实践中存在,但不同公司所受融资约束程度不同,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从而鼓励投资,这种效应对于受融资约束程度较严重的上市公司尤其显著。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动机研究——基于金融周期视角的检验

近年来,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凸显.现有研究表明,企业可能出于"蓄水池"或"替代"动机持有金融资产.本文基于2007-2019年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首次从金融周期的角度实证检验了我国企业金融化动机.结果 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与金融周期正相关,繁荣的金融市场对企业金融化具有促进作用;低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对金融周期波动更敏感,企业金融化的主导动机是"替代"而不是"蓄水池";企业持有长、短期金融资产均出于"替代"动机,且短期金融资产"替代"效应更显著.本文所得结论对引导非金融企业回归实体经济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融资方式的中介效应

数字金融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高效连接企业外部金融资源,对中小企业内部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融资方式为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通过影响不同的融资方式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融资方式的传导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内源融资和债务融资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然而作用机理有所差异,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内源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而通过降低债务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股权融资表现出部分中介效应,即数字金融不仅直接促进企业创新,同时间接地通过增加股权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研究结论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科学的数字金融发展策略和差异化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融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集中化银行业结构与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金融投资收益的视角

文章以2010—2020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融资成本与金融投资收益两个角度切入,具体分析了银行业结构变化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中介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业结构的去集中化将有效缓解企业金融化问题,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抑制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的发生。在进行若干稳健型检验后,上述结果仍然成立。同时,机制分析发现,银行业结构去集中化一方面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高实体投资能力,另一方面去集中化挤压了企业金融投资收益,降低了企业金融化投资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业结构去集中化,不仅能够带来企业金融化程度的下降,导致企业实体投资水平的提高,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此外,国有企业受银行业集中化对其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比民营企业小。     

金融创新的效应及其对金融宏观调控的影响

本文将金融创新界定为金融机构提供金融创新业务的行为.重点分析了金融创新在正负两各方面所产生的效应,提出了金融创新对金融宏观调控的影响.并从加强金融创新监测分析,加强金融业务创新监管,健全完善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以及构建多元化的金融宏观调控中介目标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了规范金融创新,改进金融宏观调控的建议.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后的财务绩效分析 ——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7—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分析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对其自身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进行金融化投资后,企业财务绩效表现变差;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而言,其金融化投资水平越高,企业的财务绩效表现越差;无论是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的实体企业,其金融化投资均与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而投资效率高的企业可以缓解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带来的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对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检验,发现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依旧显著.为了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改变了金融化测算方法,继续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与财务绩效进行回归,研究结论依旧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