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增长效应”与“平滑效应”的比较视角

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视角,以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中国企业信息化500强"中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了信息技术能力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和"平滑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与周期性波动均表现出明显的惯性特征,信息技术能力提升能够显著改善企业信息分析与决策水平,从而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绝对水平的提高,即表现出明显的"增长效应",但也加剧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从而未形成明显的"平滑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信息技术能力增强对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十分突出,但在中技术密集型创造业企业中却表现出显著的"平滑效应"。此外,信息技术能力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板块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但均未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生产率"平滑效应"。     

产业集聚、产业结构优化与企业生产率——基于国家级开发区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开发区数据,研究开发区内产业集聚效应与结构优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设立开发区的地区企业生产率更高,集聚效应有助于提升产业生产率,但是产业结构优化过程抑制了生产率.②考虑到产业集聚效应和结构优化相伴而生,其对企业生产率提升存在协同效应,其趋势是先下降后上升,呈现出“(＼)(/)”形特征.经济集聚过程中存在负向的拥挤效应,前期拥挤效应相对更大,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集聚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使得正向效应增大,总的净效应增大.③其协同效应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拐点出现的时间早一年,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本文建议合适的政策应当持之以恒和因地制宜,积极主动的政府指导可以减小拥挤效应.     

企业密度、集聚效应与选择效应——以我国纺织业为例

运用空间经济模型,并利用2007年我国纺织业城市层面的截面数据,分析了城市纺织业的企业密度与行业生产率的相互关系,并对该相互关系的实现机制进行了辨别。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纺织业企业密度与其行业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在纺织企业密集的城市,选择效应表现为通过淘汰生产率低的企业来促进平均生产率的提高;集聚效应在纺织业发展水平不高的城市发挥了正的推动作用,但在纺织业发展水平较高且纺织企业密集的城市发挥的作用不明显。     

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利用1998-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在2002年后呈增长态势,中部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在影响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中,集聚经济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国有经济比重则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区域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在中西部区域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水平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城市蔓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底层逻辑研究

本文依据绿色发展理念，在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效率观前提下，基于2001—2019年国内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评估了城市蔓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蔓延不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有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不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3)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市蔓延不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西部地区的城市蔓延均不利于提升本地和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比多样化集聚更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中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却均不利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4)进一步研究发现，全国层面的城市蔓延可以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分区域可知，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蔓延比中部地区更有利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要素集聚与区域生产率增长比较研究

笔者研究了我国地区要素集聚以及由此导致的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通过计算各省就业密度和就业集中度指数发现,在我国的确存在地区劳动力集聚的情况.通过计算各地区的劳均资本存量的绝对差距指数和相对差距指数以及运用马尔可夫转换矩阵的分析,发现我国资本存量在省际间具有明显的两极化趋势.根据面板数据模型估算的结果发现不同地区要素集聚的规模弹性效应差异很大,并且中、西部地区的规模弹性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高于东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已经出现要素集聚过度的特征.     

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论文系统测算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变化趋势,并实证分析了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城市产业协同集聚程度相对较高,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明显;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向促进作用,且存在行业异质性,金融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明显促进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现阶段产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绿色技术进步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绿色技术效率来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不明显。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地区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来自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89-2011年省级层面的发展数据,在基于DEA法测算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分解内容的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各地区生产率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发展存在着溢出效应,只不过这种溢出效应具有综合性和空间异质性的特征;在区域层面上,技术进步上的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东、中部地区,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来说主要源于东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本文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信息技术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证伪“生产率悖论”的285个地级市证据

基于“生产率悖论”研究视角，利用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了信息技术发展对我国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周期内，信息技术发展显著促进了我国地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信息技术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消费水平，推动了要素合理配置和消费结构升级，最终提高了生产率水平；在模型中引入城市地理区位和人口规模等虚拟变量，结果表明中西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要显著大于东部地区，且中小城市的提升效应也要高于大城市，以上均证明“生产率悖论”并不符合中国地级城市发展的现实情况。     

集聚经济、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207个地级市的证据

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进。地区基础设施改进会从外部性上促进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有效连接,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基础设施变化条件下,我国分地区集聚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差异需作分类研究,以便深入讨论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使用PSTR模型,引入非期望产出的GML指数,以及有关计算产业集聚和相关多样化的指标,实证研究不同地区制造业集聚经济随着基础设施变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结果显示:产业集聚与相关多样性均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非线性影响,并基本为正;集聚经济对GML指数的正向作用小于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集聚经济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东部地区出现过度集聚现象;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外商投资均随着基础设施增加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强的正向作用,东部地区政府干预促进当地生产水平,中西部地区政府干预作用随着基础设施增加而降低。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制造业企业的溢出效应:基于地理距离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能否帮助本国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和政策研究价值的问题。本文基于1998—2003年近百万个制造业企业样本,重点考察FDI对内资企业的净效应,亦称溢出效应。在利用Olley-Pakes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方法以及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研究结果表明:溢出效应明显呈现出地区性的特点,即外资能够帮助其周边地区同行业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对较远地区企业影响不大。     

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集聚效应还是选择效应?

准确识别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对于开发区的效率评价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次从"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两个方面对开发区影响生产率的渠道进行了论证,进而运用Combes et al.(2012)的方法对开发区和非开发区的生产率分布进行了系统比较,并定量识别了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研究发现:(1)"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都显著提高了开发区的生产率水平;(2)平均而言,开发区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主要源自"集聚效应",但是这种"集聚效应"持续期非常短,在开发区成立三年后就基本消失。由制度和政策优惠所形成"选择效应"则是开发区长期生产率优势的主要源泉;(3)民营、小规模、年轻的低效率企业从"集聚效应"中获益更大,这一方面意味着开发区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说明开发区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促进了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绿色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市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综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空间效应,并分析其中的中介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绿色金融对企业TFP存在明显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②在影响机制方面,绿色金融与TFP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中介影响,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其中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的提升能够有效提升绿色金融对TFP的带动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在两者间存在逐步弱化效应,城镇化水平则对两者间的影响呈"U"型.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战略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参考.     

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一个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我国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OFDI未显现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呈弱负效应,但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即"OFDI→国内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OFDI→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的正向直接效应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OFDI通过国内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效应,仅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O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再带动人力资本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东中部为正、西部为负。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制造业企业的溢出效应：基于地理距离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能否帮助本国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和政策研究价值的问题。本文基于1998—2003年近百万个制造业企业样本,重点考察FDI对内资企业的净效应,亦称溢出效应。在利用Olley-Pakes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方法以及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研究结果表明：溢出效应明显呈现出地区性的特点,即外资能够帮助其周边地区同行业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对较远地区企业影响不大。     

矿业权重叠对我国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通过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2004~2014年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采用门槛效应模型估计了矿业权重叠对煤炭采掘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样本期内,我国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先增后降的变动趋势,并且地区差异显著;矿业权重叠与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煤炭资源税征收比重和煤炭产业集聚水平是影响这一非线性关系的重要门槛变量;煤炭产业的投资集聚与从业人数集聚,促进了煤炭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企业数集聚对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形成了阻滞效应,煤炭产业存在不规模经济现象;能耗比重的下降(能源消费效率提升)并未带来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国面临着较大的能源生产方式变革的压力。     

集聚的生产率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面板数据,通过估计企业的生产函数,实证检验了集聚的生产率效应。研究发现:在控制企业资本密集度、研发、管理水平、所有制类型以及出口等因素后,就业规模更大的城市中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在控制前一期生产率水平后,就业规模更大的城市中的企业当期的生产率水平更高,说明在集聚地区存在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学习效应",在中国城市中存在显著的集聚经济效应;此外,城市非农就业规模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财政补贴能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溢出效应?

统筹财政可持续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明确财政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本文构建溢出-吸收模型，从要素配置效应、示范效应、竞争效应等维度，剖析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及路径，进而构建企业层面空间权重矩阵，利用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测度。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与考虑内生性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一致。进一步提出溢出企业财政补贴核算方法，并结合变量重构和多重中介效应理论思想，构建溢出效应形成机制检验框架，基于该框架的实证检验支持财政补贴通过要素配置效应、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溢出效应这一论断。本文拓展了财政补贴的相关研究，并为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我国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OFDI未显现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呈弱负效应,但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即“OFDI→国内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OFDI→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的正向直接效应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OFDI通过国内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效应,仅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O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再带动人力资本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东中部为正、西部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