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作用下污染就近转移的机制分析——来自地级市层面实证研究

文章对工业污染的空间外溢机制进行了探讨,采用2003—2016年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层面的数据,运用空间SDM、SDEM与SLX计量模型,对环境规制造成的工业污染的空间外溢效应进行了识别和测度,并对这一外溢效应随地理距离变化的模式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环境规制与工业污染的因果传导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证实环境规制确实能够降低本地的环境污染排放,相邻地区环境规制的加强会造成本地环境污染水平的提高。虽然环境规制的确会造成工业污染转移,但是这种环境规制造成环境污染的空间外溢效应存在明显的有界性和衰减性,并且在150千米达到峰值。进而佐证环境规制的确会造成环境污染的就近转移。此外,还对影响地区环境污染空间外溢的因素进行了效应分解,进而分析环境规制作用下污染就近转移的逻辑机制和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的污染集聚空间效应

文章利用长三角41个城市的数据,计算污染地理集聚指数、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转移指数,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环境规制的污染集聚空间效应.结果 表明,环境规制及其与产业转移的交互作用可以减缓本地城市的污染集聚,而相邻城市的环境规制和污染集聚会加剧本地城市的污染集聚.城市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心城市以显著的概率降低污染集聚,外围城市以显著的概率提高污染集聚.由此,可以采取统一法治框架,防止以邻为壑;构建生态补偿机制,优化环境资源配置;融合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抑制污染集聚等措施,实现"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环境规制、污染外部性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研究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污染外部性呈现时空演化的特征,由此环境规制水平也不断提高。由于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差异及其本身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区域、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能力和措施差异,这会导致区域及企业竞争力改变,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动机制,引发产业空间分布演化,大量污染性产业如化工、冶金及印染等由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以招商引资为主要形式引进环境强度低的地区,进而带来环境时空维度的污染转移,这一现状正是形成我国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得以解决,而整体形势却见效甚微的根源所在。文章在数据统计、资料查找与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分析我国污染外部性、环境规制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的时空演变特征,以理论研究和数据分析为切入点构建污染外部性、环境规制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三者机理关系;然后基于统计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LLC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等多种方法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是造成具有污染负外部性的产业空间演化的重要成因;最后提出法律措施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效应差异性分析

运用我国2002-2009年的区域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使用效率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能源消耗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会阻碍其技术创新;运用行业面板数据测度了不同污染密集度行业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对中度污染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明显,与轻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呈反方向变动,即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呈现明显的地区和行业差异。     

是什么导致了“污染天堂”:贸易还是FDI?——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1999-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应用新近发展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FDI、贸易和环境规制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而导致中国环境压力增大的最主要因素,并非是外商直接投资,而是自由贸易。这个结论有力地支持了西方污染中国的命题。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环境规制与对外贸易存在非对称的互动关系:环境规制对对外贸易存在显著负面影响,证实了污染天堂效应的存在;但反过来,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环境治理努力的增强。最后本文选择多种环境规制指标和划分东、中、西部子样本的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有重要影响,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要么就地创新以实现环保达标符合规制要求,要么异地转移以规避当地的环境规制。结合“波特假说”及“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会削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相反;“波特假说”存在滞后特征,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他省份加权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省份影响不显著。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②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③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④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企业迁移的减排效应——兼论“污染天堂假说”与“波特假说”

本文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企业迁移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迁移显著降低了以二氧化硫为代表的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一方面,企业迁往低环境规制地区可能会扩大污染排放,符合“污染天堂假说”;另一方面,企业迁移的技术升级效应会导致污染排放降低,且迁往高环境规制地区的企业技术升级效应更明显,符合“波特假说”。进一步讨论发现,地方政府发展目标不同,对企业迁移环境效应的调节作用也会有所差异。此外,企业迁移的环境效应也表现出迁移类型、所有制、行业及地区异质性。本文为解释中国的污染排放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对于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空间溢出的效应研究——来自全国28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为揭示工业污染的空间溢出规律和环境规制的空间梯度效应,文章以2003—2016年我国285个城市数据为样本,运用热点分析、莫兰指数、空间杜宾模型、工具变量等方法分析环境规制与工业污染的空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工业污染具有向环境规制弱地区集聚的趋势,主要集聚在华中和华北地区,工业污染热点区和次热点区由华中华北地区向全国其他地区蔓延,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已有多个城市成为工业污染热点、次热点区。②工业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相较于2003年,2016年工业污染的空间依赖性更强,说明工业污染的空间溢出具有加剧的趋势,部分城市存在"污染避难所"的风险,需要引起地区政府的高度关注。③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距离上呈现为"倒U"型关系;在150 km范围圈内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的溢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抑制作用随距离衰减;由于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具有"挤出效应",在150 km以外环境规制的作用发生逆转;450 km以外环境规制的溢出作用不再显著。     

辽宁省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和溢出效应

基于2006—2015年辽宁省57个行政单元PM2.5年均值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全省各地区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直接影响以及对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取决于城市化不同路径的选择。工业污染是造成大面积持续雾霾的最主要因素,污染严重企业未转移至其他地区,依然留在原地,成为城市主要经济来源;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有利于减轻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建成区面积、城市供暖、经济指标和汽车尾气排放量的增加加剧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环境治理投资对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起到有限的抑制作用,由于环境规制等警示作用的影响,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中,雾霾污染的促增作用没有得到有效抑制,治理措施不充分,导致雾霾污染持续频发、愈演愈烈。因此治霾政策必须联防联控、常抓不懈。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 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双假说的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1)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2)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3)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4)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雾霾污染下的污染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

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污染企业正逐渐成为慈善捐赠的主力军。以2009-2016年A股污染类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基于制度理论研究了环境保护政策对污染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有效性,探讨了由雾霾引发的环境质量变化对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污染程度越大,污染企业开展慈善捐赠活动的可能性越低,并且捐赠投入会更少;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不受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的影响,重污染与非重污染企业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的表现没有明显差别;此外,污染企业无论是否受到环境规制均不会影响雾霾对其慈善捐赠行为的规避作用。上述结果表明,污染企业在雾霾污染持续加剧的情景下,反而会表现出逐渐弱化其社会责任行为的"异常"现象,相较于慈善捐赠带来的声誉效应(即"雪中送炭"),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更多存在为减少公众关注(即"雪上加霜")的隐匿动机。同时,由于政府环保政策产生的管控压力不足,重污染企业未能被促使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来自百度环境搜索的微观证据

公众环境诉求是倒逼企业污染减排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政府环境规制水平提升的重要推力。文章先采用动态优化模型,在环境规制政策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探讨了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专利统计数据库匹配,得到1998-2012年41.42万个样本观测值,并通过百度环境搜索构建企业层面的公众环境诉求指标,就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作用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众环境诉求的增加有助于抑制企业污染排放,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考察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的稳健性;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具有即时性、规模异质性、产权属性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小型、非国有、中西部以及重污染型企业更倾向于"诉求漠视";公众环境诉求的增加有利于促进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文章在丰富现有理论研究的同时,为提升公众环境参与水平和建立多元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思路。     

污染产业转移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吗?——基于环境规制视角的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区际产业调整的加快,污染产业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问题日益严重.文章从环境规制视角对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的分省区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考察.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水平与污染产业转移呈现"U"形关系,地方政府的末端治理会激励企业提高生产率并增加产出,进而导致污染产业转入;(2)有针对性地加强环境规制,既能促进产业发展,也能有效降低污染排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研究所蕴含的政策含义是:政策制定者应对企业的治污技术研发等给予税收优惠或补贴;可以酌情实施累进制环境税率,在招商引资时,可以根据转移产业的污染程度做出相机选择;各省可以根据自身状况适当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以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双赢.     

绿色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与企业污染减排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环境绩效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这一外生冲击,手工收集整理了285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环境目标约束的指标数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跨库匹配,从而获得企业和地方环保指标综合数据,并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辖区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绿色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有效推动了辖区企业污染减排,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减少了9.0％.地方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和环保补贴有效推动了辖区环境治理,企业主要通过源头治理和技术效应实现减排治污.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重污染企业实现了更多的污染减排.此外,本地提拔的官员由于地缘优势其环境治理成效更显著,年轻官员在强烈的仕途晋升激励下极大地降低了辖区企业的污染排放.     

共治体系下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与企业环境投资——来自重污染企业的证据

构建政府、企业、民众参与的环境共治体系,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进行量化,以2011—2020年A股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纳入研究框架,分析策略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随着政府文件中策略性规制信号的释放,重污染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也有所放缓,地方的策略性规制消解了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同时,在环境共治体系中,中央政府政策基调、公众监督在两者关系上起到调节作用。异质性效应显示,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非外资持股的重污染企业中策略性规制的影响更显著。     

环保约谈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投资

环保约谈制度是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所实行的环境执法监督新方式,对于破解环境治理难题,提高环境治理绩效至关重要。本文利用环保约谈所产生的准自然实验变化,以2013—2019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双重差分法的检验结果表明：在环保约谈所涉及城市的上市公司中,环保约谈促进了企业绿色投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发现,环保约谈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较为明显的企业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低及融资约束低的企业。研究结论从企业加强环保绿色投资决策的角度为环保约谈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的证据,这不仅对于我们了解环保约谈这一政策对微观主体企业的影响效应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实施更好的环境治理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创新?——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中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就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首先,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创新的扩展与集约边际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面临更强环境规制的企业更加倾向于进行研发创新并具有更大的研发投资额;其次,位于更强的产权保护的城市、更高污染强度行业的企业,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将更加明显;最后,环境规制不仅促使中国制造业企业增加了研发倾向与研发投资,同样促使企业增强了产品创新与生产工艺流程的改进.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环境规制和FDI的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FDI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成立的证据不足。     

环境规制增加企业税负了吗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呈负向关系。分行业类型来看,环境规制强度与轻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相关性不显著,与中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U型曲线关系,与重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倒U型曲线关系。因此,应因行业而异实行差别化环境规制政策。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合理进行税收筹划,在加大污染治理投入的同时,降低企业税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