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国内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福建省制造业面板数据

通过理论推导并建立计量模型,利用2000—2014年福建省制造业子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福建省制造业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入效应,即增加1个单位的FDI,能使国内投资增加1.158个单位,但对不同子行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提出要逐步加强与国外高端技术产业的合作,形成产业互补,取消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不断拓宽引资渠道等对策建议。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1981—2011年的年度数据对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建立协整关系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发现长期中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入效应,但在短期内有一定的挤出作用,政府应该优化投资结构,减少政府投资在短期内对民间投资的负面影响。     

政府投资挤出民间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其中政府投资则对民间投资具有调节作用,本文基于VAR模型,对政府投资挤出民间投资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金融机构的信贷是影响政府投资挤出民间投资的主要原因,而税收以及政府在竞争领域的投资对民间投资影响较微弱,对此,文章最后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入与挤出效应分析——以黑龙江省为例

运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黑龙江省为例,建立VAR模型分析黑龙江省地方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通过分析黑龙江省地方政府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民间投资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根据黑龙江省1978年—2006年的数据测定分析结果表明,目前黑龙江地方政府投资还没有对私人投资造成明显的挤出效应。     

民间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首先基于定性分析，找出影响民间投资的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以我国30个省市为研究样本，从实证角度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影响民间投资的发展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现阶段投资环境、市场化水平和产业结构是影响民间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民间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首先基于定性分析,找出影响民间投资的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以我国30个省市为研究样本,从实证角度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影响民间投资的发展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现阶段投资环境、市场化水平和产业结构是影响民间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各地区的资本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通过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规模和国内储蓄直接增加了我国国内资本积累;通过挤入/挤出效应影响我国国内资本规模。本文首先对FDI的直接资本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然后采用1991-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我国总体以及东、中、西部地区FDI的资本挤出/挤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在我国总体样本、东部地区存在中性效应;在西部地区只通过其滞后项影响国内投资,资本效应为中性;中部地区挤出/挤入效应不明确。此外,东部FDI对地区资本存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则对当地资本形成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西部地区FDI转化为国内投资速度慢于其它地区。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及对中国的启示——基于1995—201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5—2010年日本对东盟的总投资、直接投资以及东盟内部相互投资等数据,实证分析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对东盟内部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结果显示:日本对东盟十国的直接投资对东盟内部投资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挤出效应。日本向东盟投资集中在其优势产业,而向东盟投资的国家近年来也不断增加,并且东盟内部经济存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资的进入对东盟内部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对中国引资和国内投资政策调整具有一定的启示。     

FDI挤入或挤出了中国的国内投资么？——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与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总投资的理论方程,利用1985-2003年间我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FDI与国内投资的挤入和挤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92年之前FDI显著地挤入了国内投资,1992年之后FDI则对我国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但综合来看,在全国范围内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在以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为特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FDI的挤出效应比以进口替代和资本深化为特征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更加明显。     

中国政府投资挤出(挤入)效应空间计量研究

在对民间投资发展因素分析和动态调整模型构建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2000—2008年中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除2003年政府投资挤出民间投资外,其余年份均为政府投资挤入了民间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能源价格波动与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距,这必然会影响到地区经济增长,进一步拉大地区差距,对于整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不利的。文章采用中国1992-2005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研究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因素。文章的重要发现是,外商直接投资并未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国的创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节约能源的诱致性创新。     

财政分权、FDI引资竞争与私人投资挤出——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针对FDI展开了激烈的引资竞争,各地针对FDI的优惠措施不断强化,使得外资企业对国内私人投资企业形成了过度的竞争优势,导致FDI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实证表明:各地对FDI的引资优惠引致并强化了FDI对我国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我国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优惠强度明显高于东部,由此导致的挤出效应也最为显著。即使在"两税合并"后,分权体制所导致的引资冲动仍使得地方政府有足够激励采取各种变相优惠吸引FDI,因此,应从根本上调整地方政府激励机制,规范区域间引资竞争行为。     

外商直接投资与雾霾污染——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1-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规模效应、增长效应和结构效应三种机制对中国的环境质量产生影响,其中,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为负,增长效应为正。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雾霾污染正相关;地区生产总值与雾霾污染显著负相关,煤炭消费、机动车辆、贸易开放度、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以及产业结构与雾霾污染显著正相关,人力资本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既要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要顾及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     

基础设施投入对服务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要素禀赋理论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将基础设施投入引致的要素积累效应纳入H.Oniki和H.Uzawa(1965)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广义基础设施投入影响服务贸易结构的理论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GMM两步法对80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及其分群组在1996-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交通、能源和通讯等经济性基础设施变量与服务贸易结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性基础设施变量中,研发基础设施具有正向作用,医疗、教育和环保基础设施却呈负向作用,同时研发、医疗和教育基础设施变量均有显著的滞后效应;进口贸易有利于服务贸易结构优化,而FDI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作用不显著。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不同基础设施投入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     

我国海外投资对劳务输出的促进效应——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海外投资和劳务输出都是我国对外经济劳务合作的重要发展战略,并且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均取得了大幅度的发展,因此探明两者间的内在联系对政策推行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理论机理分析和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表明在总体上我国的海外投资能促进对外劳务输出和劳务合作,但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海外投资的劳务输出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即对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能促进劳务输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并不影响劳务输出。考虑到劳务输出数据的非负整数性质,本文使用计数模型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泊松回归和负二项回归结果均再次验证对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能促进我国的劳务输出。     

农业外资区位分布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2002-2007年农业外国直接投资区位的分布情况。研究发现,上一年农业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农业总产值、城市在岗职工工资、农民纯收入、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城市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上海市的辐射距离以及城市是否沿江沿海对农业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非常重要,而人均地区总产值、农业从业人员数目、教育、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及水资源总量等对外国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都不显著。     

地方官员变更与外资专用性投资——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官员变更会引起企业投资支出的减少,然而,已有文献并未研究官员变更对外资专用性投资的影响。文章利用手工搜集的1997-2014年我国FDI结构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官员变更对外资专用性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变更引起辖区内政治不确定程度增加,显著地降低当年的外资专用性投资规模。相对于省委书记发生变更,省长发生变更对该地区外资专用性投资的影响更显著。与合资和合作两种利用外资形式相比,独资形式的外资专用性投资显然更易受到地方官员变更的负向影响。文章为不确定性与外资投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丰富了官员变更的相关文献。     

安徽省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16地市面板数据分析

安徽省文化产业的发展概况是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但总量偏小;文化产业基础优势明显,但文化产业结构不均衡;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区域发展水平不均衡;文化产业总体投入不断增加,但文化产品、文化人才供给不足;文化产业贸易快速增长,但总体规模较小.基于安徽省16地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影响安徽省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与消费水平、科技应用水平和政府的文化产业扶持发展政策.因此,应广泛宣传安徽特色文化,优化安徽文化产业内部结构,协同区域文化发展,实施文化产业“以内促外”的“走出去”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