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协调推进稳增长和稳杠杆——基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

本文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探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协调推进稳增长和稳杠杆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在显著降低企业负债率的同时还能带来企业资产效益的显著提升;企业负债率与企业资产效益之间确实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一错配效应随着金融结构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而被削弱;金融结构市场化对大企业、地企和房地产业企业负债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从而有助于缓解企业部门内部金融资源的规模错配、产权错配及行业错配。本文的研究对于科学制定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政策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市场分割与资源错配*——基于生产率分布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资源错配已成为新常态下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现有文献主要从要素市场扭曲视角分析了资源错配问题,而对市场分割与资源错配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试图从这方面进行探讨。理论部分将市场分割引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入企业利润函数,分别讨论企业在省内和省外市场的生产行为和定价策略,通过垄断竞争局部均衡模型分析市场分割对资源错配的影响机制。实证部分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大样本微观数据对上述机制进行计量检验,以各省市之间的运输成本作为市场分割的工具变量避免估计结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国内市场分割指数减少一个百分点可以使资源错配程度降低394%。因此,减少市场分割所引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金融化的成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本文结合当前中国出现的经济金融化趋势,使用2005年至201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从企业资金来源和使用的角度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全行业相比,上市带来的金融资源供给缩小了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获得金融支持方面的差异,但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善,表现为:资金配置的利润导向不明确;国有上市公司预算软约束依然存在;实业金融化主要源于金融资源供给的增加而非企业经营利润的增长。这种经济金融化并不能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还可能影响实体经济的金融环境。未来应打破银行作为间接金融媒介的垄断地位,加快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给民营企业更大发展空间。     

杠杆分化、资源错配与高质量增长——防范金融风险的结构性视角

债务杠杆是一把双刃剑,其利弊取决于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文章从结构视角研究杠杆率分化下的金融资源错配,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中国各部门的债务杠杆配置是否有效?为什么会出现债务错配和结构性无效率?如何优化资金配置并防范金融风险?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宏观杠杆率总体企稳,却存在“好杠杆”过低、“坏杠杆”过高的结构性问题,风险不可低估。第二,房价高企、土地配置效率低下造成了金融资源错配,进而导致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下降。第三,财税体制和政府土地供给模式是金融资源出现结构扭曲、部门分化和空间错配的制度性根源。因此,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土地、财税、金融“三位一体”的整体改革战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城市商业银行转型创新之路

十三五开年,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战略.城市商业银行作为联系产业实体和金融资源的媒介,势必要在解决资金错配、调整行业产能、控制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作用.论文探究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特征,分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影响与机遇,提出了商业银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转型策略建议.     

银行重组、金融稳定和软预算约束：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银行关系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区分了银行软预算约束和非金融企业软预算约束、银行重组和软预算约束、制度性和政策性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和“太大不能倒闭”等概念,讨论了银行软预算约束的内涵和外延,总结了中国的银行软预算约束的特点,为讨论中国的银行问题提供一个软预算约束的视角和理论框架。本文认为：（1）银行软预算约束揭示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内在逻辑。1994年以来,国家主导的一系列国有商业银行重组和改革本质上是对银行软预算约束政策的补充和强化。从这一逻辑出发,转型以来国有商业银行重组和改革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软预算约束下的银行改革”。（2）银行软预算约束解释了中国在国有商业银行长期处于技术性破产状态下仍然得以实现银行体系稳定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没有建立正式存款保险制度、中央财政控制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得以实现银行体系稳定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中国的金融稳定模式可以概括为“软预算约束下的金融稳定模式”,银行软预算约束对于讨论转型时期中国金融稳定的成本-收益、是否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3）银行软预算约束体现了国家-国有商业银行关系的本质,是讨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发展必需关注的制度环境和分析前提,对于进一步讨论国有银行体制、政府-企业关系、政府作用和定位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银行业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供给侧改革?--基于企业进入退出的视角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未来我国经济工作的主要内容。在此背景下,作为我国金融部门主体的银行业应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供给侧改革,真正实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问题值得关注。文章利用我国工业企业数据探讨银行业结构如何推动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果表明：中小银行的发展可以改善信贷配置结构进而有效地降低行业资源的错配程度,提高行业生产率。中小银行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僵尸企业”的生存风险,迫使其退出市场,还可以缓解高效率企业生产扩张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促进高效率企业成长。因此,银行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化解“僵尸企业”难题、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创新选择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经济环境,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研究了金融创新选择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影响.笔者利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金融创新、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创新对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及推动经济增长并无显著作用;利用银行博弈均衡模型和数值模拟技术研究发现,只有进行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及降低项目监督成本的金融创新才能够有效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提高资金供给效率,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增长,进而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     

金融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初探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农业发展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能够促进整体经济改革的稳步推进,为此需要金融的全面支撑。文章分析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现实意义,并提出了具体的金融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     

预算约束与金融制度选择的新理论:文献述评

本文的考察发现,在预算约束与金融制度结构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逻辑联系,而且国内外不少文献已经围绕于此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针对预算约束与金融制度选择的关系,现有文献的理论发现大致包括三个层面:第一,虽然缓解乃至消除软预算约束是任何一种金融体系共同面临的挑战,但软预算约束的消除并非一定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第二,分权的或者集权的金融体制都具有"内生性",因此,至少在理论上无法对其进行孰优孰劣的直观评判,同时也无法在它们之间进行简单的复制和移植;第三,金融体系应对预算约束问题的能力要远弱于企业制度,因此,当一个国家面对预算约束问题时,应当首先着手改善微观经济基础的金融需求结构,而不是调整金融供给结构。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