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角色回归

以中国的权力架构,和既有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彻底退出根本不可能。需要采取折衷方式,让地方政府退出经营性市场,增加对地方政府的效率与成本考核指标,建立综合的指标体系,约束赌徒的恐惧与贪婪。地方政府公司化是罪魁。当地方政府一方面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一方面大肆卖地、办银行、招商引资、入股企业时,这两重身份形成了尖锐的戏剧性冲突,民众无法相信一个与民争利的利益主体会是可信的守夜人。一桩桩的拆迁案、城管伤人     

增长的政治经济逻辑：政府分权与激励的视角

政府分权是实现我国增长的重要制度安排。本文以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微观主体分权为逻辑起点,以制度-结构-行为-绩效为分析框架,从激励与约束的视角研究地方政府行为。研究认为,在分权激励下,地方会展开“中国式的政府竞争”,并过多的保护资本,而忽视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的产权。非均衡的产权制度在经济发展前期能够实现公众与地方政府的共容利益。随外在约束条件的不断变化,在原有的激励模式下,“包容性增长”被“排斥性增长”所替代。在缺乏公众的约束下,地方政府带来激励偏差会加大。因此,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浅析地方政府权力的“膨胀”属性及其规制——以地方政府性债务为例

地方政府权力存在的必要性在于提供适合地方需求的公共产品,但是地方政府权力存在膨胀而脱离中央政府管制的趋势.这种膨胀属性来源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外部因素所导致的客观压力,这种压力就是地方政府的支出增加而收入减少;其次是内部因素产生的举债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与政府内部的政治利益、官员的经济利益以及行政管理体制自身的问题;客观压力与内部动力的结合产生了巨大的举债需求,这种需求在银行诱使、监督缺乏、规范缺失这些驱动力的支持之下,最终导致巨额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出现.对地方政府举债权的规制应当首先从公法角度入手,研究如何从权力行使的程序、范围、监督等方面保证地方政府举债权的合法行使.研究如何在私法领域内对地方政府举债权进行规制具有一定意义,但是私法视角所带来的规制手段依然是公法手段.     

资本流动、地方政府支出效率与社会福利

资本流动程度会影响各地的税收竞争行为,进而影响地方政府支出效率和居民社会福利,这种影响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是有差异的。本文基于税收竞争的视角研究这种影响的异质性问题,不仅从理论上为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政府提高其支出效率而选择合适的财税政策提供支持,而且对提高居民社会福利也有一定参考价值。研究表明,政府支出效率一般会随资本流动程度的升高而提高,但当税率高出一定范围,则表现出相反的变动趋势,这种现象在贫困地区更容易出现;如果初始税率较低,政府支出效率会随资本流动程度的增强而提高,但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当资本流动程度增强到一定程度,则会出现政府支出效率降低的趋势;资本流动程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与初始状态的资本存量及税率有关。     

地方政府竞争的博弈行为与流域水环境保护

地方政府间竞争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问题,但是带来了许多流域环境污染问题。结合我国当前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特征,建立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投资博弈模型,探究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流域水环境保护投资方面的影响。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使得环保投资不足,带来类似囚徒困境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要使得流域水污染治理投入不足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鼓励地方政府竞争的政策应该被重新认识,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来约束地方政府在流域水环境保护方面采取竞争策略,引导地方政府在流域水环境保护方面采取合作行为,最大限度地把地方利益有机整合到全流域利益当中去。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投资博弈分析

针对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竞争加合作、竞争大于合作的博弈关系,建立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中央政府介入前后地方政府投资博弈模型,该模型揭示出地方政府行政性重复建设、短期性投资等低效率行为的原因。模型还显示在中央政府在税收和补贴政策的调控下,中央预期投资收益会增加,地方政府之间的重复投资率降低幅度较大。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降低了权力中心进行制度创新的风险和成本,进而提高了其制度安排的质量和效益.这种在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存量约束下的创新行为,存在着决策成本、规范成本以及风险成本,同时还会产生地区经济的发展、自身利益的强化和权力中心的认可三种收益.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实现制度创新的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的不同方式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利益机制和行为的重大变化.该文构建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并且采用省级数据来说明在90年代中期伴随分税制而来的财政集权如何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行为转变.研究发现,虽然中央政府从财政集权中受益,预算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却因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化而显著下降.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的不同方式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利益机制和行为的重大变化。本文构建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并且采用省级数据来说明在90年代中期伴随分税制而来的财政集权如何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行为转变。研究发现,虽然中央政府从财政集权中受益,预算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却因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化而显著下降。     

国家风景名胜区利益相关者阶段性博弈演化分析——以红枫湖为个案

贵州省贵阳市红枫湖20多年的发展是国家风景名胜区地方分权管理体制下的典型案例。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红枫湖景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呈现出阶段性演化的特征。为推进政府意志,实现政府的核心利益要求,地方政府的管理目标及管理体制随着不同时期不断改变。这种急转弯式的政策调整导致了各方利益相关者权力关系急遽演变更替,致使各利益相关者利益损失,亦必然会导致风景名胜区整体长期利益严重流失。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harmonies and dissonances

Abstract

Proofs are given that only singularly can real 1750 – 2007 competitive price ratios be ‘natural',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variant under changes in demand tastes. Proofs are given that both 1750 – 1870 discrete technologies or 1890 – 2007 continuum technologies, with convexity properties sufficient for arbitrage-proof supply-demand equilibria, will be ‘intertemporally Pareto optimal', immune to leaving any deadweight (inefficient) losses on the table. Sraffa (1960), ignoring the vast post-1945 linear and non-linear programming mathematical literature of Danzig, Kuhn-Tucker-Bellman, von Neumann, Ramsey literature does not quite arrive at attainable distribution solutions. Where it tolerates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re can be no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hen its matrix equations do obey first-degree-homogeneous functions, the book's stress on Basics or non-Basics is an irrelevancy leading to bizarre novel interpretations of Ricardo.

Old age overtakes us all. Alas, Sraffs's proposed critique of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know.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