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门槛效应——基于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探寻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1994-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当交通基础设施存量水平达到某一极值后,继续对其投资会显著降低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反,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也会制约当地经济发展.对此,根据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交通基础设施需求差异,本文提出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经济效能研究——以珠海为例

文章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入手,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选取了1 983—201 0年珠海经济数据,采用向量自回归(VAR)的方法分析了珠海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珠海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结合珠海1 994-2008年的经济数据对珠海当前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经济绩效作出了评价,并对珠海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珠海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与当前珠海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经济绩效的现状之间存在的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结合珠海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促进珠海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相关对策与建议,为珠海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管理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区域比较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主要运用生产函数法,分别建立时间序列模型与面板数据模型对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前者所得的结论由于得出的交通基础设施弹性太大而并不可信,利用后者得出的结论又由于弹性过小而与现实情况相矛盾。文章通过对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区域差异状况的分析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数据研究,试图揭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交通先行在中部崛起中的作用。结论为:(1)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聚集特征,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形成了由东往西逐步递减的梯度。(2)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值为0.0563~0.2058,介于早期学者运用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得出的弹性值之间,且此结论较为稳健。(3)从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来看,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表明交通先行在中部崛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川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首先从投资乘数原理、区位可达性和生产要素流动等视角,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然后以协整理论为基础,选取四川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四川省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检验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支持前述影响路径。为此应进一步强化四川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并促成四川省交通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交通基础设施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

基于中国1997—2015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本文运用面板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不同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对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差距的作用.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的区域配置差异显著影响着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的分布;2000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该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增长,缩小了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差距,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区域发展差异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约束效应不同.鉴于此,政府应依据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禀赋差异制定差异化政策,并重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房地产开发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推进城镇化建设,打造一个个"新城区",化解高库存.     

港口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78～2010年的经济数据为基础,运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对港口吞吐量与交通建设投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港口吞吐量与经济增长、交通建设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和短期调整关系;经济增长对港口吞吐量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交通建设投资对港口吞吐量有负向影响,而且经济增长对港口吞吐量的影响程度比交通建设投资的影响程度大;港口经济的发展,对GDP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但对交通建设投资的影响却为负;GDP的增长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在短期内的确能起到促进港口经济发展的作用。     

中国“交通扶贫”与地区经济差距——来自198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文章考虑了基础设施作为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的互补效应,建立生产函数与收敛方程分析框架,采用中国198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交通扶贫"工程中铁路和等外公路建设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提高了区域经济的趋同速度,达到了减少地区经济差距和减贫目标;而等级公路因过度投资而导致边际收益递减、挤出效应和交通腐败等经济损失,减缓了区域经济的趋同速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条件收敛,但未达到σ收敛;此外,劳均实际资本、平均受教育年限、市场化和城市化水平均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模式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程度也逐步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辨证关系,只有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只有保证了经济的不断发展,才能有实力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实施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必要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关系到人们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所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作用。只有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各地区交通运输通畅,才能发展各地经济,保证我国经济稳步增长。本文着重介绍交通基础建设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模式,阐述了交通基础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相互作用。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项目,目的在于促进人、物、信息互通互联,加快流通速率。对于各地区经济发展而言,交通基础设施是其对外联系的重要载体,一个完善且成熟的交通建设体系,将会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此,文章对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表现、路径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影响了区域创新

基于2000-2018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以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两种模式为切入点，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自主创新，抑制了模仿创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扩大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带动产业升级和减轻环境治理负担等路径间接影响区域创新。此外，公路建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力远小于铁路建设，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力远大于东、中部地区。     

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

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投资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溢出效应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在许多文献中得以验证,而国内有关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和溢出效应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收集中国各省份1988—2007年的面板数据来验证三大网络性基础设施(即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溢出效应;能源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低所决定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将会继续加速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国际化,从而形成未来我国持续、稳定高增长的强大动力。     

社会资本视角下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交通运输事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将各个区域连接成一个整体,构成了完整的物质网络,并将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地吸引到本地区,从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为更好地了解社会资本下,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文章通过分析交通基础设施特性,阐述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优先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西部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有力举措——基于国发[2012]2号和国办函【2013】35号文件之“坚持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地位”的思考

在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多维要素中,政府实施的区域性政策对特定区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优先发展交通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影响。国发[2012]2号、国办函[2013]35号文件关于坚持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地位的战略规划部署,对发展地方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正空间溢出效应。发展交通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文章就加强西部贫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建议。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

1978—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超过9%,被世界称为"中国奇迹",超前发展的基础设施是中国实现奇迹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利用1978—2011年数据研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增长存在正溢出效应。     

城市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1997-2013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7-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SYS-GMM和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城市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分布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中倒"U"曲线中的上升阶段,但部分地区存在过度或集中投资的现象;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到:城市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在前期冲击效应波动较大,但长期影响趋于稳定。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我国基础设施发展现状评析

近代以来,我国的基础设施状况远远落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日新月异,成就突出。我国基础设施领域所取的成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不断加大对交通、通信、能源、水利、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投入力度,投资额大幅度增加。不考虑价格因素,1981～2000年的20年间,全国基础设施投资增加近61倍,基础设施投资额由1981年的126.72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7850.1…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拐点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转型过程的深入,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呈现出下降趋势。我们通过一个无限期经济增长模型刻画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拐点"。同时利用中国大陆198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长期关系中存在"拐点值",即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超过"拐点值"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呈现出明显递减的趋势。因此,逐步放弃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适当扩大公共投资领域,提升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应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以河北省为例

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政府行为对一国或一地的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文章以制度学派理论为依据,在生产函数模型中引入与政府行为相关的产权制度、对外经济开放度、交通基础设施、政府消费、城市化水平等变量,分类检验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权制度、外商直接投资、政府消费及城市化水平等有效地促进河北的经济增长;而交通基础设施则对河北的经济增长有负影响,这为地方政府留下了需要尽快加以解决的紧迫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