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政策视角的中国产能过剩形成与化解研究

产能过剩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稳中提质的一大掣肘,相关产业政策的不当引导与干预对中国产能过剩的形成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本文系统分析了产业政策调控下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探讨了产业政策措施不当的特征与不良后果,以及产业政策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产生的影响。并通过具体案例验证了产业政策不当调控所引发的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产能过剩。从合理选择产业政策使用范围、优化产业政策调控措施和把握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发展规律三个层面提出应重塑产业政策调控理念,以从根本上化解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原因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实体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制造业行业产能过剩成为我国经济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如何化解产能过剩的危机,平稳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的是有创新力的企业、高附加值的产品以满足国内与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     

中国产能过剩治理的再思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和二战后三十多年间的日本出现了特征相类似的产能过剩,此类产能过剩与以下两点直接相关:一是整个国家处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后期;二是市场发育度低,导致市场对供求的调节能力有限。因此,对产能过剩进行治理也应在遵循发展阶段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市场发育度,使市场充分发挥其自我实现均衡的作用。日本治理产能过剩的成功得益于对这种治理思路的贯彻,其科学有序的治理方式值得借鉴。     

我国企业资产专用性研究——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专用性资产可以增进企业绩效,同时也决定了企业融资契约的安排,这是资产专用性的两类经济后果.通过考察企业资产是否具有专用性经济后果可以判断企业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进而可揭示企业内部财务冲突状况.本文以2005～2006年在沪深上市的制造业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长期资产不具有资产专用性应有的两类经济后果,表明我国企业资产的专用性程度不高.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我国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内部财务冲突的现实.     

中国转型时期产业政策与产能过剩——基于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产业政策是导致我国转型时期产能过剩产生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中国1999-2011年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效应显著为负,不同政策工具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并不相同:(1)税负降低会带来产能利用率的下降,两者显著正相关;(2)贸易保护与产能利用率的关系显著为正,贸易保护程度的增强在短期内会提高产能利用率;(3)创新补贴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具有负作用.进一步地,小企业、国有企业和行业低技术的比重越高,产业政策就越有可能造成产能过剩.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化解和防止产能过剩,我国的产业政策亟需转向竞争政策.     

中国的产能过剩:程度测算与行业分布

企业的生产过程是一个跨期动态决策过程,传统效率评价方法(非参数前沿面分析方法和随机前沿面分析方法)只应用初始投入和最终产出计算效率值,而忽视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跨期经营活动,从而可能错误估计中国的产能过剩程度。为此,本文拓展了Tone&Tsutsui(2010)提出的DSBM模型,采用基于冗余的DSBM模型重新测度了中国省际工业产能利用率。研究表明:(1)静态DEA方法与动态DEA方法测度的产能利用率存在显著差异。静态方法由于忽略企业的动态决策过程,倾向于低估产能利用率、高估产能过剩以及产生产能利用率过度波动的假象。而本文动态方法测度的我国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0.68%,确实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并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2)基于注册类型、轻重行业以及规模的动态分析发现,产能过剩问题在各个层面均存在。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高于其他注册类型企业;重工业产能利用率低于轻工业产能利用率;大规模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中小规模企业。(3)东部地区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而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均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这种现象在不同注册类型、行业以及规模层面均存在,说明根植于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开放程度以及产权保护力度等因素可能是解释产能过剩地区差异的终极原因。     

要素价格扭曲与工业产能过剩的关系——基于1991—2010年的样本数据

从要素市场中的3大投入要素———资本、劳动力和能源入手,测算1991—2010年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程度和三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并通过构建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考察了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与产能过剩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冲击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产能过剩与各要素价格扭曲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和误差修正机制,其中劳动力和能源的价格扭曲对产能过剩具有正向影响,资本价格扭曲具有负向影响;能源价格扭曲对产能过剩偏离均衡的调整力度最大;资本和能源的价格扭曲对产能过剩的短期冲击影响较大,而劳动力更多作用于远期;劳动力价格扭曲对产能过剩变化的解释力度最大,资本价格扭曲的解释力度相对最小。     

略论中国产能过剩的应对机制与政策选择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解决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就实施宏观调控与治理产能过剩的国外经济理论与实践经验做一系统研究,对中国目前具体宏观经济调控实践思考,为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结构调整与政策制订提供科学依据.     

政府干预导致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一个简单模型的解释

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属于体制性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干预造成的.本文引入一个简单模型,证明在政府干预下,企业投资利润结构发生变化,进而扭曲了企业投资行为.     

中国电解铝产业产能过剩的宏观透视

近几年,电解铝行业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过度扩张导致产能过剩,利润低迷。针对现实,尤须从宏观角度把握中国电解铝产业产能过剩情况,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电解铝产业产能过剩原因之所在,为政府及电解铝企业提供正确的解困对策。     

资产专用性、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与上市公司资本投资

基于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模型,分别考察资产专用性、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及其交互作用,对工业企业上市公司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拥有越高资产专用性的企业,其资本投资越大;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加速了政策所属行业企业的投资;但对于拥有较高资产专用性的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所属行业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抑制了其资本投资,这种情况在公司所在地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支持度较高的地区尤其明显,而在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支持度较低的地区则不显著。     

辽宁产能过剩状况的调查分析与对策建议

从工业领域入手,围绕钢铁、煤炭、水泥、装备制造、石化等五大行业,通过座谈会、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对辽宁省产能过剩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结果显示,近年来,辽宁省工业企业产能过剩的情况比较普遍,产业结构与市场发展不相适应问题已经凸显,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任重道远.     

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配置与制造业产能过剩治理：机制与检验

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配置是影响制造业产能过剩形成和治理的重要因素。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配置影响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机制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配置对制造业产能过剩治理具有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存在制造业技术进步、信息化水平提升和产业协同集聚的调节效应。实证检验发现,生产性服务业资源的有效配置可以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高端制造业产能过剩治理主要依靠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资源有效配置,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业资源有效配置则有助于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治理。另外,制造业技术进步、信息化水平提升和产业协同集聚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配置对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化解效应。     

我国两轮大规模产能过剩特征的比较与启示

该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领域出现了两轮大规模产能过剩。这两轮大规模产能过剩均发生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时期,与政府过多干预导致的过度投资高度相关,同时受到国外需求冲击的影响等。但两轮大规模产能过剩现象产生的主导因素、行业分布及其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又存在较大差异。第一轮产能过剩治理主要是以行政手段开展国有企业改革,削减过剩产能。新一轮产能过剩治理应坚持以市场化手段为主导,更加注重市场机制完善,优化政府干预经济方式,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同时发力化解过剩产能。     

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式产能过剩治理困局的破解

地区间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地区间竞争策略的同质化、地区间竞争缺乏协调性是形成产能过剩的根源。地区间竞争引致的地方保护阻碍了中央政府治理产能过剩的进程。当产能过剩治理达到短期目标、市场实现短期均衡后,新一轮地区间竞争又会形成新一轮产能过剩,由此产能过剩治理陷入困局。因此,治理产能过剩的当务之急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计划机制功能,而非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破解产能过剩治理困局的长效机制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央政府要调整地方政府目标,规范和协调地区间竞争。     

税收优惠政策能否化解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 ——一个准自然实验分析

减税降负是政府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将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当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8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与效果.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不仅具有额外的税收优惠效应,而且可以有效抑制企业产能过剩.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进而抑制企业产能过剩.此外,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产权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本文不仅有助于揭示税收优惠影响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机理与路径,明晰税收优惠产生作用的微观机理,而且对有效提升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大豆加工业真的存在危机吗——基于产能过剩与产能扩张“悖论”的思考

近年我国大豆加工业呈现加工产能快速扩张、加工布局向沿海港口转移、加工企业向规模化集团化发展、加工水平向食品和精深加工转变等特征,并形成跨国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足鼎立的格局,表明我国大豆加工业正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现阶段我国大豆加工行业既有整体产能过剩、原料过于依赖进口等全局性问题,也有主产区加工企业开工率低、内资企业抗风险能力不足等局部性问题。今后,要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加快淘汰低效产能,培育壮大国内加工企业,支持向大豆精深加工转型升级。     

产能过剩背景下企业退出政策体系的国际经验研究

美日欧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主要有两类退出途径化解产能过剩。一类是政府不直接介入,由企业注销、终止、破产以及资本退出等市场化退出机制自动调节产能过剩的状况。另一类是政府在某些特定行业产能过剩时进行直接干预,利用财政、税收、金融、产业政策等,通过实施回购、推动兼并重组、扩大消费、限产、促进产能海外转移、淘汰落后产能等手段,化解本国产能过剩问题。我国当前产能过剩情况严重,应借鉴国际经验,在完善市场化退出机制的前提下,进一步丰富退出政策体系,加强行业内部协调组织的建设,分行业实施有针对性的政府直接干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