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经济增长与收入及财富分配的关系

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和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发达国家收入及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并非是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应当改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与城镇不同阶层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城镇不同阶层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镇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对于城镇各收入阶层来说都是不存在的;经济增长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具备调整能力,但对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却有极大的调整作用。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当滞后一定期数时。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格兰杰原因。总体而言,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趋于扩大,需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税收、收入不平等和内生经济增长

企业家(通过金融中介)从家庭借贷来支撑创新。二者在企业家的努力不为外人所见的情形下双方签订信用合同分享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即蛋糕)。两个有代表性经济人(企业家和家庭)的存在允许人们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里研究收入不平等。本文研究发现,企业家分配份额的增加一开始会提升增长速度,但是过了一定值后会拉低增长速度;而该份额的增加一直拉大企业家和工人间的收入差距。所以降低企业家获得的蛋糕的份额的分配改革可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企业家来自创新的收入的税率将降低他们的努力程度,从而降低增长速度,但是该税率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存款收入的税率提高尽管不会改变企业家的努力程度,但是也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不会降低收入不平等(如果工人有一定比例的存款)。对于劳动收入(工人工资)的税率增加会加剧工人和企业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但对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影响。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回到库兹涅茨假说

本文运用一个政治经济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同时进入总生产函数和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分析表明:在经济均衡时,增长率与税率呈倒U型关系。随着税率增加,经济增长率先升后降;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实际资本税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     

个人所得税对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美元,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也日益严峻。雷伯托·佩罗蒂（Reberto Perotti,1993）通过对经济模型的分析,说明不公平的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他还指出,在现实经济中,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如果实行平均主义的政策,将很难启动经济发展的步伐;相反,如果实行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政策,经济则更容易在初始阶段实现高速增长。     

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东亚和拉美地区的比较分析

与拉美地区相比,东亚地区在经济取得长期高速增长的同时能够维持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东亚经济奇迹的产生源于制造业与农业的均衡发展、成功的土地改革、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中等收入阶层在收入中的比例上升等方面。相反,拉美地区保守的意识形态、过度城市化、收入分配不公平对扩大内需、资本积累以及人力资源的损害则导致拉美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失调。因此,为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协调发展,需防止重增长轻平等的政策倾向,提高教育均衡水平,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防止城市化过程中社会不公平现象发生,以及实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     

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与分配公平满意度*

深入研究居民对现阶段分配公平满意程度的认知、判断与评价,对于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调控政策、促进分配公平、提高居民满意程度、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浙江省11个地区958份居民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对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与分配公平满意度现状进行统计分析,构建Ordered Probit模型,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等方面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较大,但居民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相对较高。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保障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人力资本、起点公平、结果公平、社会保障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大,过程公平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次之,而家庭劳动力人数、物质资本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小。这一研究结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对外开放与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基于国际收支视角的研究

对外开放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格兰杰原因,两者存在协整关系。就经常项目而言,出口贸易有利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改善,而进口贸易则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二者的净效应表现为对外贸易恶化了我国的收入分配。就资本金融项目而言,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减轻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不利于本国的收入分配平等,两者的净效应为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有益于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改善。人民币汇率上升导致了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大。     

增长与分配的非正统模型: 对公司高管与金融资本家的分析

有关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非正统模型一般只考虑工人与资本家这两个阶级,但是近期围绕不平等问题的讨论开始关注由工资不平等和高收入人群财富增加所带来的收入分配变化。为了分析这些因素,本文建立了两个分别遵循古典—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卡莱斯基主义的简单模型,讨论存在这样两类人时——一类是拥有资本的生产工人,另一类是公司高管、金融资本家和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的收入分配的变化由哪些因素决定,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影响。     

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效需求与经济增长——一个基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有效需求角度入手,探究中国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中国1978-2005年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效需求、劳动力、投资、教育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和有效需求交互影响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效需求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有效需求机制阻碍了经济增长,且在短期内效果也非常显著。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harmonies and dissonances

Abstract

Proofs are given that only singularly can real 1750 – 2007 competitive price ratios be ‘natural',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variant under changes in demand tastes. Proofs are given that both 1750 – 1870 discrete technologies or 1890 – 2007 continuum technologies, with convexity properties sufficient for arbitrage-proof supply-demand equilibria, will be ‘intertemporally Pareto optimal', immune to leaving any deadweight (inefficient) losses on the table. Sraffa (1960), ignoring the vast post-1945 linear and non-linear programming mathematical literature of Danzig, Kuhn-Tucker-Bellman, von Neumann, Ramsey literature does not quite arrive at attainable distribution solutions. Where it tolerates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re can be no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hen its matrix equations do obey first-degree-homogeneous functions, the book's stress on Basics or non-Basics is an irrelevancy leading to bizarre novel interpretations of Ricardo.

Old age overtakes us all. Alas, Sraffs's proposed critique of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know.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