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产业竞争力及经常账户可维持性分析——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

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了中美的产业竞争力及经常账户可维持性.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在国内增加值、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上位居世界前列,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收入,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而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国内增值率指标上,中国的表现却远不如美国,说明中国并不具备产业核心竞争力,制造业“大而不强”.全球参与度逐年降低,说明中国经常账户的盈余缺乏可持续性,当前制造业的低端创汇模式不可持续.因此需积极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大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掌握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从而实现经常账户盈余的可持续性,为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构建和特征研究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通过构建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框架,从路径分解、双向数字关联、国际比较及数字全球价值链联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综合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数字贸易国家,数字化国内增加值是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主要通过简单参与形式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增长,而发展中国家通过简单和复杂生产活动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经历了由数字化价值输入向数字化价值输出的转变,但相对地位依然较低;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发达经济体,其中美国既是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出口最大的目的地市场,也是制造业数字化进口最大的来源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出口对发达经济体和欧美市场依赖性较强。     

中美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以及贸易环境效应——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法的实证分析

中美贸易的巨额逆差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还包括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利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测算1997年-2009年中美贸易中所隐含的CO2排放量,得出如下结论:中美贸易中中国大部分行业污染贸易条件均大于1,且呈不断恶化趋势;出口规模越大、贸易竞争力越强的产业单位出口的CO2排放强度越小,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与污染品并无必然联系;美国对华FDI转移并未引起美国污染产业向中国转移,而全球FDI向华转移使得"污染天堂"理论在华成立;中国出口CO2排放速度低于其出口速度,单位出口的CO2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改变中国污染顺差国的地位,中国需加强对美国污染品的进口,积极改变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加快对价值链高端清洁产品的生产。     

中国制造业的中间品依赖与出口贸易——基于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的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格局中,贸易摩擦所导致的单边技术管制不仅会对一国出口贸易利益形成冲击,还会对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国际经济格局重塑产生重要影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强调推动产业链与供应链多元化.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法测算框架,分析在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中间品进口依赖度,评估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利益及国内产业链的冲击程度.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出口增加值中源自国外增加值部分比例在大幅下降,但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电气设备等行业仍十分依赖国外中间品投入;欧洲、美国和日本是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度最高的地区,且中国出口中来源于这些地区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低于流出占比.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出口的冲击,通过全球价值链体系在国内各行业及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形成差异化的"放大效应"和"吸收效应".     

中国与东亚中间品贸易发展现状及挑战

BEC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与东亚国家的中间品贸易在其贸易总量中的占比日渐升高,中国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核心,美国则成为制成品的重要输出地。然而,TIVA指数表明中国出口产品国内含量较少,一直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生产环节,劳动力优势不断丧失、欧美国家制造业回归和价值链重整、东亚国家的崛起、TPP谈判等使得中国"亚洲工厂"的地位受到挑战。中国应该调整自身产业结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继续提高自身对外资的吸引力,并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和区域经济合作等方式维护和巩固自身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地位。     

美国再工业化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美国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因此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借机抬头,加强了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美国2009年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来,在制造业产值、 制成品出口、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方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成效,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大国,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国,在美国进行制造业回归之时,也在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中美产品有了更多的竞争,随之而来的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本文介绍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分析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变化情况,总结出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特点.提出了中国应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措施,即推动中美在高新技术制造领域的投资合作、 努力拓展中美贸易自由化的新渠道、 鼓励和引导科技创新,力促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从国家层面对制造业产业集聚布局进行科学引导,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等.     

美国政府监管对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影响及对策

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是实现制造业摆脱"低端锁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已经从"接触"向"防范"转变.美国抓住当前中国培育先进制造业仍需一定程度上依赖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时间窗口,采取各种监管政策,打压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阻碍核心技术培育,遏制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对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面对来自主权国家政府的多渠道监管风险,中国在打造先进制造业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外部监管风险的应对,稳步推进先进制造业提升工程.     

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中心性、联系强度和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60个国家和地区7年的数据,以Koopman等提出的价值链位置指数和制造业增加值率作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测度指标,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网络异质性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显著正相关,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联系强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无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贸易来源多元化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进口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一结论主要存在于高收入经济体样本中,发展中经济体在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中获得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能力很弱.     

实施全球价值链战略推动产业全面升级

2013年,我国进出口总值25.83万亿人民币(折合4.16万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7.6%。这是我国年度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的关口,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然而,从价值链的角度看,我国全球价值链中获取的实际利益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随着中国低成本优势的渐渐流失,中国制造业必须建立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向生产率要效益,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才能从贸易大国真正走向贸易强国。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价值链的挑战与中国应对

特朗普执政政府对全球主要经济体挑起了贸易纠纷,其背后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破坏了多边贸易体系,动摇了构建全球价值链的基础;通过推高贸易成本并增加收益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全球价值链发生结构性改变;通过影响消费市场导致全球价值链发生强制性变迁。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但降低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还通过压制技术进步来打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降低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预期收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中国可以通过调整中西部的产业布局,优化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通过创新驱动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效率,进一步拓展技术外溢渠道;积极参与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治理,增强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促使国际贸易对象的多元化,逐步替代美国在中国外贸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等途径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浅析中美贸易失衡与双方利益格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亚太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转移．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主要基地。中美经贸规模也不断扩大，并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中美双方贸易不平衡的事实让美方倍感威胁，并不断对中方施加压力制造摩擦，干扰了正常的贸易往来和发展。如何正确看待双方贸易失衡，洞悉其中利益格局．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出发点。     

巨额贸易逆差:美国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兼论“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的经济学分析

针对中美贸易逆差过大问题,商务部长薄熙来用"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的说法予以驳斥,这一论断的依据是美国依靠美元特殊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外汇储备特征实行对全球的金融剥削、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重组背景下制造业的国际转移、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美国独特的进口商品结构、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双赤字"的宏观政策所实现的,而巨额贸易逆差也成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助推器。然而,在美元地位不断下降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增长模式也存在潜在的危机,而美国对内外经济失衡的调整,也势必造成美元高利率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等一系列后果。     

巨额贸易逆差:美国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兼论"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的经济学分析

针对中美贸易逆差过大问题,商务部长薄熙来用"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的说法予以驳斥,这一论断的依据是美国依靠美元特殊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外汇储备特征实行对全球的金融剥削、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重组背景下制造业的国际转移、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美国独特的进口商品结构、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双赤字"的宏观政策所实现的,而巨额贸易逆差也成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助推器.然而,在美元地位不断下降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增长模式也存在潜在的危机,而美国对内外经济失衡的调整,也势必造成美元高利率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等一系列后果.     

全球价值链分工、服务贸易限制与我国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

本文选取2014—2018年我国对47个国家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数据,检验GVC分工地位、IT信息服务业贸易限制、数字贸易限制以及美国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受到分工地位的抑制和进口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IT信息服务业贸易限制和数字贸易限制都构成IT信息服务附加值贸易的壁垒;美国贸易份额的挤出效应仅存在于IT信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中美之间IT信息服务业规则差异和数字贸易规则差异则更为明显地抑制了我国对其他国家的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我国IT信息服务业较少受分工地位和服务贸易限制措施的抑制作用,并更多地获得进口溢出效应和美国贸易份额的促进作用。     

论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失衡之“谜”

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失衡是由中美两国在高技术产品上出现与其比较优势不符的贸易所致。21世纪初,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失衡主要表现为中美信息与通讯贸易顺差,以及中国对美部分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转为逆差;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对贸易失衡的影响在减弱,外商对华高技术产品加工生产工序的产业转移,成为失衡的主要原因。由此造成美国、中国、东亚经济体在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中形成三方"互利",但非"共赢"的利益分配格局。     

生产者服务贸易与制造业价值链提升——一个理论模型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在Marrewijk (1997)生产函数的模型基础上,加入生产者服务变量,构建了一个生产者服务贸易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理论模型,并结合美、日两国的国别经验,简要探讨了生产者服务贸易对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影响.分析表明,生产者服务作为一种高级的中间投入要素,其贸易的发展能通过人力资本的优化和高技术的溢出效应,占领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环节,攫取高附加值进而提升制造业价值链.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新变化、根源与对策研究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一段时期内处于失衡状态,具体表现为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贸易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直接原因是政策干预及统计差异,深层原因是全球产品价值链的特定分工格局,集中表现为中国国际收支账户的“双顺差”。为扭转贸易失衡,中国需要调整外资政策,减少外资依赖,鼓励创新。     

新形势下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发展

本文针对全球新经济形势下中国和美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和特点进行分析,发现美国服务贸易保持全球领先优势,对经济贡献率高;中国的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但还处于低端服务业水平;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存在长年的逆差,并且贸易结构不平衡。本文结合当下互联网金融、智能服务等热点话题分析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在当下经济和政治形势下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出为了进一步增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竞争力,中国需充分利用双边机制、培育中华特色文化出口,并推动本土企业赴美投资的措施。     

贸易增速下降之"谜"——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解释

当前,全球贸易增速出现了大幅下降,这难以简单地从危机冲击及其后续影响层面进行解读.实际上,贸易的基础是分工,看待当前全球贸易失速现象理应深入到国际分工层面.鉴于此,文章构建理论模型以刻画上述现象及其成因,研究发现:(1)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阶段性变化对贸易增速具有深刻影响,当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后,贸易规模扩大的"基数效应"和分工深化的"边际效应"会导致贸易增速下降;(2)对单个国家来说,价值链攀升也会影响贸易增速.进一步地,利用跨国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1)在有效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程度对贸易增速呈倒"U"形的非线性影响;(2)价值链攀升对单个经济体的贸易增速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由此可知,在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的特殊时期,价值链分工深化趋势减缓乃至"停滞",是导致当前全球贸易失速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中国的外贸失速除了受到上述因素影响外,还与自身的价值链升级有关.因此,面临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压力,中国外贸发展亟待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稳定"全球贸易增长的应有作用.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研究——基于GVC理论视角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使得中国的贸易总量和GDP高速增长,但是出口的主力军——制造业却总是处于世界落后地位,其结构升级一直未能实现。利用全球价值链(GVC)方法,首先解释中国贸易量激增的现象,然后从GVC治理和产业链升级等角度揭示中国制造业长期停滞不前的三大原因,最后基于这些原因给出中国制造业突破困局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