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技术创新——基于资源错配的视角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可能影响地方政府资源配置偏好,进而影响技术创新.利用中国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层层加码"行为本身、"层层加码"逐级放大后的经济增长目标以及使用带有硬约束特征的经济增长目标制定方式都会显著抑制技术创新,而使用带有软约束特征的经济增长目标制定方式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会导致地方政府出现"重生产、轻创新"的自利性投资偏好和"为增长而干预"的土地出让策略,导致资源错配从而抑制技术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区域、城市级别、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等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     

制度环境、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财政预算软约束

财政预算缺乏有效约束导致地方政府普遍过度负债,如何"硬化"地方政府预算、调整地方政府支出的超额扩张是解决当前大规模债务的基础课题之一。本文借鉴BFI指数构建了中国省级财政预算约束指数,并分析了影响财政预算约束及预算约束调整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约束地方政府预算超额扩张;而分权导致的以经济增长为标尺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是造成地方预算软约束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较差的制度环境更容易诱导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偏向性配置,从而加剧其在建设性领域中的投资冲动,降低了预算约束调整成功的可能性。在加强制度环境建设的同时,着重改革分权框架下地方政府投资竞争的扭曲性制度激励,有利于治理财政预算软约束并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的扩张偏向性支出行为。     

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直管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省直管县"改革一改以往"省-市-县"的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县级政府的财政分权水平。为缓解内生性,将"省直管县"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①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高于负面阻碍作用,但不同形式的分权影响有异质性,具体来说财权的下放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的下放则不利于。②当地方政府自主权提高时,其"重生产、轻服务"的支出偏好,使得当地基础设施供给增加,而能够增强地方软实力、加快创新要素集聚的公共服务供给相应减少,造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导致在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增长中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发挥不够。③随着改革的推进,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并不再显著。据此,从合理划分省以下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充实基层政府财力;提高公共服务类指标在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加强各县(市)政府间的合作,实现各自为政的地方经济向统一市场整合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支出竞争与地区投资行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框架下的实证研究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出竞争广泛存在。建立纳入财政支出分权、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及支出竞争的企业投资决策计量模型。结论显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横向竞争和纵向竞争对地区投资行为影响具有差异性并存在长期效应。为实现地方政府支出竞争的良性发展应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有利于提高地区整体投资环境的领域,同时继续完善中央和地方关系。     

分权增加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吗?——来自中国“省直管县”的自然实验

经典分权理论认为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与本地居民偏好更加匹配,促进了社会福利。基于“省直管县”自然实验的研究发现：深化分权改革并给予基层政府更大的自主决策权,将显著提高基础建设支出比重,降低教育等民生性服务支出占比。分权引致的“重基建、轻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支出倾向在贫困地区更为明显;“省直管县”分权的空间配置效应逐步递减。建立公共服务投入的最低标准并完善问责机制及相关制度是必要的。     

中国式分权下的环境管制理论模型

在中国式分权的前提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会根据中央政府的偏好而变化。当中央政府注重经济发展时,地方政府会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而且会通过降低环境管制水平来吸引流动资本;当中央政府注重环境时,地方政府会通过加大环境投资来保护环境,并且会提高环境管制水平。     

经济分权、产业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中国式的地方经济分权为地方竞争创造了前提条件,这是经济分权破解"中国奇迹"之谜的主要原因。现阶段要利用经济分权来促进我国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方式转变,关键是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评价体系,实施科学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科学地贯彻和执行国家产业政策。     

“租税互替”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研究综述

在"租税互替"机制的研究框架下,本文采用了文献比较和理论分析法来解析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本文对租与税的概念、特性和表现形式及其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归纳和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在现行的地方官员晋升制度和财政收支分权制度的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偏好于追求短期的土地租金收入而非长期的税收收入;(2)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对于地租收入的强烈偏好,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土地财政模式;(3)推进不动产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由偏好短租转变为偏好长税,是构建合理、规范、可持续的土地财税制度的关键所在。     

标尺竞争、地方官员自利行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在本质上表现为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所以中国式标尺竞争就表现为"为增长而竞争"的晋升锦标赛。论文基于政治委托代理的研究视角,运用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来研究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研究表明:一方面,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地方政府官员必然追求本届政府或个人任职期限的短期政绩最大化;另一方面,为了能使自己在政治锦标赛中获胜,各个地方政府在配置财政资源时会竞相模仿从而使财政支出出现"结构趋同",这种趋同性会随着政治锦标赛的升级而一直处于锁定状态。所以,地方官员自利行为是导致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根本原因。     

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破解

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型激励导致政府职能的经济增长导向,而不完善的财政体制安排、官员产生的公共选择机制和人员自由流动的Tiebout机制的双重缺失进一步强化了政府职能的增长导向,社会管理职能却被大大忽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不足,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导致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产生公共事务中的"集体行动困境"。进一步改革不能将焦点全部集中于地方政府,换言之,中央政府事权"下移"、经济增长型激励异化、过度的政府支出地方化和监督制约的缺位共同造成了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增长导向和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必须辩证看待转轨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所处的制度环境,通过政治突破、体制突破和外部保障机制等更加综合的政策措施,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