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识别视域下对精准扶贫的调查研究——以内蒙古阿尔山市为例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最为重要的环节,精准识别是多维贫困、动态贫困视域下的综合结果,与贫困形态变化密切相关,是扶贫瞄准的基础。精准识别作为复杂的系统性过程,具备特有的内在运行逻辑,可为有效完成帮扶、管理和考核精准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并在精准帮扶、管理和考核等全生命周期都有所涉及,为确保实现精准扶贫攻坚提供助力。文章以内蒙古阿尔山市为例,分析精准扶贫与精准识别的关系,探讨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对精准扶贫的解决措施进行了探究。     

村民参与精准扶贫的困境及其对策建议——基于黑龙江省林甸县东兴乡的扶贫实践

精准扶贫政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针对不同地区的贫困情况所提出的新举措,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加强村民参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黑龙江省林甸县东兴乡的扶贫实践,通过梳理村民参与精准扶贫的重要性,以有利于优化扶贫治理模式、有利于提高扶贫工作效益、有利于构建长效扶贫机制。通过分析村民参与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困境发现,在精准识别工作中村民参与不足、在精准帮扶工作中村民参与被弱化、在精准管理工作中村民参与被排斥等问题严重制约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研究结果表明,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需要提高村民参与的地位和作用,促进村民参与社会协作,推进村民参与体制机制改革,以推动农村现代化进程。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抉择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举措,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抉择。文章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挑战、历史教训与成功经验,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定位为破解陷阱的战略抉择。要明确"扶持谁",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落到实处。推进四化同步,带动贫困地区快速发展。推行"公司+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等模式,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贫困治理参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视角

市场竞争在企业参与外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创新激励作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为研究背景,从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两个层面,政府与市场两个视角,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参与扶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先从投入维度实证验证了企业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产生"创新投入挤占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扶贫治理与其创新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然而,更高市场竞争程度能显著降低"挤占效应",有效发挥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的激励作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区分信贷资源和政商关系的异质性,这种"挤占效应"在信贷资源可得性较差、政商关系水平更低的参与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研究表明,这种"挤占效应"通过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管理层业绩压力的降低而显著提升。最后,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虽然挤占了其创新投入,却提升了创新产出,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改善,参与治理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带来了益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企业主体创新行为的理解,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     

“互联网+”助力武汉市农村精准扶贫的路径探析——基于武汉市渔樵村、罗汉村的实地调研

“精准扶贫”是针对不同穷困区域、不同贫困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贫困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作为“互联网+”国家战略之一,“互联网+精准扶贫”就是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本文以武汉市渔樵村、罗汉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两村进行全面实地调研,做出“互联网+精准扶贫”可能行之有效的路径探析,并基于政府的视角对农村扶贫工作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议.     

“输血”还是“造血”: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扶贫

在公司治理中嵌入党的元素,既是我国公司治理中的特色,也对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表明:(1)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有效促进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且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高对“造血式”扶贫的积极影响越大。(2)党建质量越高,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的主营业务为农业时,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造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部分替代作用,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输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强化作用;在区域红色文化浓厚的情境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影响更显著。(3)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通过影响企业注意力的分配而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产生作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使企业更积极地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重点和方向;此外,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的差异。文章提供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经验证据,对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     

以多维度贫困测度法落实精准扶贫识别与施策——对贵州省50个贫困县的考察

在精准扶贫的新阶段,以单一指标衡量贫困的方式已不合时宜,采用多维度贫困测度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贵州省50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生产、财政金融、居民收入、生活与健康及教育5个主维度、16项指标出发,对其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考察各维度贫困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分析该地区在2006~2013年多维贫困的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已有的贫困县标准未能准确反映各县的真实贫困程度,可能导致对贫困县的判定出现误差;而多维度贫困测度法可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精确瞄准致贫原因。2006~2013年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虽有缓和,但改善程度有限,甚至个别维度贫困状况呈上升态势。可见,适应精准扶贫要求,应推动多维度贫困测度法的广泛应用,并基于此构建"普惠——精准"的均衡脱贫攻坚政策,实现精准扶贫绩效的多维度评价。     

教育引领 示范带动 创建“七位一体化”跨部门协同精准扶贫新机制——贵州省铜仁市教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路径选择

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铜仁市在"十二五"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减贫成效,教育在铜仁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意义重大、责无旁贷、大有可为,研究总结现有的精准扶贫铜仁模式,再以农村贫困群体的教育问题尤其是职业教育问题作为精准扶贫脱贫的切入点,构建教育精准扶贫脱贫的"七位一体化"工作路径,是实现铜仁市农民教育提升与精准脱贫协同发展,助力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的全面实现的必然选择。     

扶贫开发见实效的“福建样本”——屏南县精准扶贫做法的调研报告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由于历史地理原因,建国后较长一段时间,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群众生产生活比较困难,当地人都说是“又贫又难”.近年来,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屏南从本地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创新,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面有许多创新.本课题通过深入屏南县及一些乡镇和村实地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具体资料,归纳总结出屏南县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面可复制、易推广、深受贫困群众欢迎的好做法——“三联五合”金融扶贫模式.就是以村级组织为基础,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服务平台,实现金融扶贫与社会组织、创业就业、社会帮扶、政策支持、风险分散相融合,从机制上信贷服务覆盖全县贫困户,帮扶他们精准脱贫致富.同时分析了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研究——基于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的实证分析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贫困人口多,贫困分布广,贫困程度深。基于此,国家大力推行"精准扶贫",各级政府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地方政府作为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过程中存在巨大挑战。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方式,"精准扶贫"着力凸显的"精准"特征,对基层政府的能力方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文章在对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贫困现状,找出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改进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措施。     

民营企业参与甘肃贫困治理的模式与动机——基于共同富裕愿景下的案例研究

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消除贫困、改善民生,而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直接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进度。因此,厘清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的动机与价值创造机制,对于我国扶贫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通过选取甘肃省一家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案例实践,在分析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探究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动机。研究结果表明：（1）扶贫政策能够给民营企业带来一定的便利,然而,随着扶贫政策实施的深入,如何建立具有长效、包容的机制才是真正解决“返贫困”问题的关键。（2）尤其是处于发展期的本土民营企业,对于参与贫困治理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为敏感。我国应最大程度的开发所处贫困地区的潜在资源,形成企业与地区贫困治理的共赢机制。     

驻村扶贫干部情感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K县调研研究

基于贫困县K县的田野调查,发现驻村扶贫干部采用情感治理推动扶贫工作的开展,面对不同的治理需求,呈现出冷热不同的情感治理方式,为理性的扶贫政策设计和刚性的数目字治理技术落地提供了一个支撑,同时动员和引导乡村百姓参与扶贫治理,助力实现扶贫任务完成,并培育出了新时代下的鱼水之情和治理红利。     

基于“互联网+社会互助精准化”的方案探索——基于解决贫困学子帮扶问题的思考

近几年来,基于“互联网+”模式的各种精准扶贫的探索逐渐展开,普惠金融理念下的“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在精准扶贫方面也都成绩斐然.伴随大数据时代悄然来临,贫困大数据也逐步建立.基于“互联网+”模式的精准扶贫的成果和贫困大数据的初步成果,考虑到现代贫困的根源在于教育,本文探索了“互联网+社会互助精准化”模式的精准扶贫的可能性和具体实施方案,希望借助社会力量帮扶贫困学子.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制治嵌入+智志注入”的双轨对接——以新时代基层党建为引领的三星村实践研究

本项目组以志愿者身份,配合区镇两级党委与政府,成功地将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三星村由“贫困村”转变为“小康村”、从“落后村”转变为“先进村”,将村党支部从“基层软弱涣散党组织”提升为“广州市明星党支部”,培养了优秀的乡村妇女群体与新型职业农民。实践发现：三星村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的平稳过度与快速发展,核心经验是以党建为引领、以乡村治理为抓手,通过上级党委与政府的“制度嵌入”与“治理嵌入”和华农师生的“脱贫志向注入”与“兴农智慧注入”的双轨对接,巩固了“党的领导”在基层空间中的核心地位,创建了“整分结合”多中心的乡村治理结构,证明了“产业兴旺”是乡村脱贫与振兴的最佳切入点,建构了“三治融合”乡村基层空间中的真实治理结构,凸显了“人才振兴”是乡村脱贫与振兴的核心动力源。     

资源密集型地区“村矿矛盾”:形成原因及治理对策——基于榆林市殿市镇的调查研究

村矿矛盾是制约资源密集型地区科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突出表现为矿区资源开发与收益分配失衡问题、矿产开发无序与环境污染问题、村企冲突及村民上访问题;矿区开发规划缺乏科学评估、煤矿产权制度的缺陷以及分配格局中主体地位的差异性造成了环境污染、分配不均、村矿冲突等问题,使得村矿矛盾不断加剧。要把建立科学的产权治理评估机制、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以及提高村民在利益分配中话语权作为协调村矿矛盾新思路,对于实现资源密集型地区的和谐与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具有绿色治理作用吗?——基于企业“漂绿”行为的考察

推动企业真正履行环境责任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基于2010—2021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可以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而且,机构投资者持股越集中,其退出威胁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越显著。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直接抑制企业管理层与控股股东自利倾向,并引发其他利益相关者监督,从而强化共同治理力度。此外,在企业为非国有性质、审计质量较低、地区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具有更强的绿色治理效应。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下的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以“中航油事件”为案例的分析

当前,我国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还存在着内外监管不力、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企业主体不明等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由此给企业发展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制约问题。对此,本文站在公司治理的角度,将公司的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紧密结合,从二者的互动基础和互动机理出发,对当前国内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状况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并结合公司治理提出相应的内部控制体系完善方案,以逐步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内部控制效率,促进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行政调适性：理解乡镇“组线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分析视角——基于湖南省C镇的案例研究

从行政调适性的分析视角来看,转型期乡镇的治理逻辑与运行机制表现为国家权力深度介入与一线治理有效的双向调适过程。近年来,国家逐步调整纵向的权力分配结构,试图自上而下地规制基层治理体系,依托条线持续输入工作任务,形塑了基层“多中心工作”的治理格局。然而,压力密集传导并未提升乡镇治理效能,反而强化了行政体系对政治动员的依赖,造成基层治理体系刚性化的转型困境。为了应对中心工作扩大化压力、提升行政合理化程度,乡镇政府推动“组线治理”改革实践,通过划分组线设置、配备组线干部、包干组线责任和激励组线动员,再造乡镇科层体制的权力运行模式,对行政资源进行常态化激活。“组线治理”调适了压力体制与常态动员、资源限制与治理有效、一线治理与乡镇调度间的张力,映射了乡镇治理机制创新的行政调适性维度,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