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

本文将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相结合,把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中进行系统研究。利用2003-2012年欧盟外商投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以吸引服务业FDI为主要手段的外向型产业结构调整方式、以产业共同集聚为主要方式的内源性产业结构调整对地区生产率以及细分行业和地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来看,服务业FDI对地区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共同集聚对于地区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细分行业来看,服务业FDI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对于服务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抑制性;分地区来看,服务业FDI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生产率均具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仅对东部地区生产率具有溢出效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分析

随着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加深,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规模正在迅速增长。由于服务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自身的特点,其区位决策也必然不同于制造企业。文章试图从服务业的特征出发,探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服务业FDI在中国的区位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系统整理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建立了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从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市场环境因素三个方面分析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行为。随后,利用1998-2004年中国大陆1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结果发现:(1)从全国来看,基础设施和政府干预程度是影响我国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2)在东部地区,服务业FDI体现出较强的追随客户的特性,而中西部地区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才能吸引更多的服务业FDI;(3)分时期的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FDI追随客户的特性有逐渐加强的趋势。此外,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投资时一直对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有所偏爱。     

扩大内需、人力资本积累与FDI结构性转变

文章利用26个省市2004-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FDI结构性转变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地区的需求规模和服务业FDI呈正相关关系;在东部地区,需求规模对服务业FDI的作用最强。(2)人力资本的积累对服务业FD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中部地区这一关系并不显著,在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增加会抑制服务业FDI的流入。(3)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迫使FDI从制造业流入服务业的重要原因;这一关系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4)随着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的提高,我国对服务业FDI的需求会下降;政府的政策红利有助于地区吸收服务业FDI。     

FDI与中国服务业集聚的发展——基于行业层面数据的分析

本文从产业集聚视角出发,运用2003-2010年服务业行业层面的数据,以统计分析的方法,试图从服务业集聚的角度分析FDI对于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FDI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FDI流入量越多,其集聚程度越高,并具体给出两者的相关系数,而对于消费性服务业与公共性服务业而言,FDI对其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集聚发展战略与引资战略相结合的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服务业整体结构的升级。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与影响因素研究

笔者运用Malmquist-DEA指数法测算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TFP增长变动情况,并对行业异质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TFP均呈增长趋势,并表现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但各指数的差异程度没有明显的趋同或扩大趋势。1991年～2002年,TFP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自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2003年之后,则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另外,除市场开放度对TFP增长起负面影响外,创新投入、消费需求、工业化程度等因素均具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     

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问题及提升对策

早期中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随着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不断增强,世界范围内流入服务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增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正在履行加入WTO时许下的承诺,整体上来讲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取得了重大进展,服务业利用FDI占引进FDI总额的比例逐步提高。但是中国服务业在利用FDI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利用FDI时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产业布局、外资来源、地域分布的不合理等。要想提高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水平,需要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共同努力。     

制度作为区位优势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引力模型为基础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的制度变量作为区位优势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投资国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文化因素、政策变量以及人民币贬值对中国吸引FDI具有正的显著影响,而中国的关税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政府廉洁度对流入中国的FDI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我国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流通服务业是我国接受FDI增幅最快、规模最大的行业,这引发了学术界对流通服务业FDI是否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本文以2005—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流通服务业FDI在行业内存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东、中、西部地区流通服务业FDI溢出程度为中部>东部>西部;我国流通服务业各个子行业的FDI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其中零售业FDI溢出程度最大,其次为餐饮业,再次为批发业;投资硬环境、投资软环境、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内外资技术差距、内外资人员流动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服务业FDI的流入对我国服务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关于服务业FD(I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进出口之间的关系,现有的实证分析尚无统一的结论,而且,目前对中国服务业利用FDI与服务进出口贸易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较少。因此文章利用时间序列计量方法,选取了1989-2008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中国服务业FDI流入额与服务贸易进出口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服务业FDI流入在长期可以解释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扩张的原因,但短期分析并不显著。同时研究发现服务业FDI的流入会导致我国服务贸易进口的增加。     

中国吸引FDI区位因素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愈加频繁迅速,流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而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发动机的作用。东道国吸引FDI流入的因素有很多,如资源优势、宽松稳定的社会环境等。采用中国1983-2006年的Panel Data数据,在计量方法上采用的是加入虚拟变量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并结合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FDI累计投资额、市场规模及制度因素促进了FDI的流入,而人力资本、市场开放度对FDI的流入无积极影响。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随机系数模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战略,吸引外资以期换来国外的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时至今日,此举是否真正换来了技术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值得我们细分研究。本文选取1999-2009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行业增加值数据,通过采用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分析了FDI对三次产业中各个细分行业的影响,从而得出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得出如下结论:FDI对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有影响,但不够显著;FDI对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增加值的影响显著;FDI对第三产业内绝大多数行业增加值的影响显著。进而表明FDI的流入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影响FDI区位选择吗？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内在机理基础上,采用中国2011—2018年284个地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数字经济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影响FDI的间接作用机制和系列异质性特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FDI的流入,并以间接影响制造业发展加速FDI流入,经过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实施宽带中国的城市、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对强化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数字金融、刺激居民创业渠道影响FDI。这些发现为新时期中国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并稳定外资找到了新思路并提供了实证依据。     

服务贸易、服务业FDI与中国服务业就业结构优化——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中国服务业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服务贸易与服务业FDI对中国服务业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服务进口对我国服务业就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服务出口和服务业FDI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服务进出口和服务业FDI对我国男性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大于女性;服务进口对中高技术行业就业结构的负向影响相对更小,而服务出口对其的正向影响相对更大;服务业FDI有助于我国中低技术行业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对中高技术行业就业结构却产生了不利影响。     

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生产率变迁及异质性考察

本文采用全国两次经济普查后的修订数据,引入"技术不会遗忘"假定,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1990—2010年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增长率。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总体及细分行业的TFP均处于上升通道,在上世纪90年代,服务业TFP增长的主导因素是技术效率改进,进入21世纪后,则主要是技术进步提高,且技术效率改进已开始由以纯技术效率为主转向以规模效率为主,但服务业发展的粗放型特征仍然明显。同时,中国服务业TFP增长表现出了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与工业(制造业)行业对比,服务业TFP增长是滞后的。2010年与1991年相比,TFP及技术效率增长的行业间异质程度有所下降,而技术进步却有进一步拉大的迹象。可能的内在机制是现代信息技术对不同服务业企业资源配置的异质影响,以及中国服务业体制改革的渐进式道路。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中国2005—2018年的267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以FDI为中间变量,分阶段构建模型,实证分析了FDI在环境规制减排效应中的作用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环境规制的增强对FDI的流入整体呈现正向效应,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目前中国FDI流入的整体水平处在第二个拐点之后,存在显著的减排效应;全国、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在环境规制的减排过程中显著发挥了间接影响作用,环境规制的增强会增加具有“污染光环”效应的FDI,减少具有“污染天堂”效应的FDI。因此,各地区应坚持招商引资与污染防治并举,通过提高环境标准,加大对企业排放水平的监管力度,充分发挥FDI在环境规制减排过程中的间接作用,进而改善环境质量。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金融风险的影响及阶段性特征——以上海为例

文章运用动态经济学模型和实证方法研究上海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及相关影响的阶段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FDI的流入会明显提升商业银行的稳定程度;长期内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不受服务业外资流入的影响,但近期两者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服务业FDI会明显增加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但近期两者间的关联性消失。上述结论表明,宏观当局应继续鼓励上海服务业外资的流入,但同时也必须对多种形式的短期资本流动加以必要的限制,适度、合意的服务业FDI流入会明显降低国内各类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风险。     

FDI是否会迅速逃离:基于工业行业根植性的视角

工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量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FDI企业撤出中国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FDI行业根植性是衡量FDI企业与上下游行业紧密联系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中国工业22个行业FDI根植性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FDI的行业根植性相对平稳,并不会迅速迁移。国家政策是使得一些FDI企业行业根植性在2007出现拐点的最大原因。市场激烈竞争、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导致了FDI行业根植性的下降,不利于粘住外资企业;而行业外向性、市场需求等因素有助于提高FDI行业根植性,使得FDI企业不易迅速逃离。     

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就业效应研究

世界服务业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服务业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服务业的国际化过程和制造业一样，都必须依靠跨国投资来推进，这种跨国投资称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简称服务业FDI。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在金融、通讯、旅游、教育和咨询等服务行业开始履行入世承诺，服务业FDI逐渐大规模涌入中国。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已达600多亿美元。随着这样大规模的服务业FDI的流入，势必会对中国福利水平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服务业FDI不断流入中国的背景下，抓住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契机，有效吸引服务业FDI，优化中国服务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成为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本文着重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就业效应，指出中国通过利用服务业FDI能够改善就业，促进经济增长。     

行业差异和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大中型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6—2010年我国27个大中型制造业行业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方法对概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讨了创新资源和行业结构对TFP的直接影响作用,并将FDI作为中介变量纳入研究模型,分析了创新资源和行业结构通过影响FDI进而对TFP产生的间接影响。结果表明:财力资源、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外向度对FDI流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FDI对TFP有正向作用,但弹性系数较小。     

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随机系数模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战略,吸引外资以期换来国外的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时至今日,此举是否真正换来了技术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值得我们细分研究。本文选取1999—2009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行业增加值数据,通过采用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分析了FDI对三次产业中各个细分行业的影响,从而得出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得出如下结论：FDI对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有影响,但不够显著;FDI对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增加值的影响显著;FDI对第三产业内绝大多数行业增加值的影响显著。进而表明FDI的流入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