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与摩擦

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彼此来说都非常重要,双方贸易互补性极强.但是从2004年年底开始,一直进展顺利的中日贸易关系出现了不和谐的音调.文章分析了影响中日关系的原因,并提出要正确对待中日贸易摩擦.     

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关系发展非常迅速，贸易商品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产业内贸易比重不断提高。但两国的国际分工关系仍具有明显的垂直型分工特点。中日贸易关系中，不仅存在着贸易不平衡、日本对中国产品歧视性限制较多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两国冷淡的政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双边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研究

本文从清代(1644—1840)输入日本汉籍的渠道、数量、价格和利润等方面考察了中日书籍贸易的情况。本文认为清朝时期中国书籍输入日本的数量较以往朝代更大,种类更多,其原因不仅在于日本各阶层的需求大大增加,书籍的巨大利润也是重要的因素。输入日本的汉籍除了传统的文化交流外,作为贸易商品的特点突显出来,书籍的价格在原产地中国与在销售地日本相比,差距很大,商人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输入日本汉籍的渠道也由僧侣携带为主变成由商人携带为主。     

中日商品贸易中内涵能源的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法,从国家、部门和重点行业三个层次定量研究了中日商品贸易中的内涵能源问题。分析表明,2000-2007年中国一直是内涵能源的净出口国。对比日本同类部门,中国的部门生产倾向于更多的能源要素投入和对高能耗部门的依赖,间接反映出由生产技术特征决定的投入结构还处在较低水平。这些部门产品在出口的同时也向进口国转移了大量的内涵能源。相比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对于中日内涵能源进出口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     

浅析中日贸易的发展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

20世纪以来,中日贸易得到了飞速发展,商品结构日趋合理,中日贸易已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对产业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中日两国的贸易产生较强的互补性,但是生产要素禀赋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技术和资本的匮乏与中日贸易收益不均衡导致了较强烈的贸易摩擦。     

入世后的中日贸易关系

中国加入WTO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对华直接投资急剧增长．促进了东亚贸易发展与中国产业结构的提升，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进口伙伴和第二大出口伙伴。同时，中日贸易构成中，高加工度产品的进出口都有大量增加，说明中日贸易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垂直贸易，正日益成为多层次国际分工的一环。日本进一步开辟新的领域．能够使中日两国间的合作互补关系继续得到维持，双方也能从相互的贸易中同时获得更大的利益．     

多视角看中日农产品贸易互补性

中日农产品贸易问题日益成为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研究的热点。文章从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指数及贸易强度指数三个不同视角进行分析发现,中日农产品贸易互补性较强并呈上升趋势,其中竞争力提升效应使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的扩大贡献最大。鉴于上述分析,中日两国应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继续走向双赢。     

中日贸易存在的问题与如何改善

2010年是中日建交38周年，38年来中日两国贸易合作关系作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可喜成果。日本曾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贸易额在2006年首次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但中日贸易结构仍较落后。同时，近年来，随着我国与日本双边贸易关系不断的发展，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中日贸易之间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善的对策。     

中国与东盟签署服务贸易协议

2007年1月14日，菲律宾宿务，来自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印度以及东盟十国的领导人聚集于此，出席一系列会议，包括第10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第10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第二届东亚峰会。     

东北亚经济发展中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建立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是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竞争加剧的必然要求。本文主要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中日韩三国经济互补、建立金融防范机制、日益理性的政治氛围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三国建立经济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从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障碍和合作中的多重矛盾分析了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并提出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对策措施。     

中日分类服务贸易竞争力分解研究

中日两国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对比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研究,这对加快东亚服务贸易合作十分重要。文章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法与波特竞争优势理论,就中日两国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贸易竞争力及分解状态进行分阶段分析,得出中日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存在差异、中日两国服务贸易出口倾向不同、中日两国服务贸易生产和出口结构存在差异等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调整服务贸易竞争力驱动模式、拓宽服务贸易出口市场、优化服务贸易生产与出口结构等建议。     

日本与东盟贸易关系的发展及其问题

近40年来,日本与东盟一直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双边贸易额剧增,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日本在出口技术密集的高附加值产品的同时,从东盟进口的初级产品比重减少,制成品进口比重迅速增加。但这只是资本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下,部门内非熟练劳动与技术交换的垂直分工形式,并不能说是水平分工。东盟仍是日本重要的资源供应地、生产基地和工业品市场。     

中日贸易的比较优势与互补性分析

中日双边贸易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运用贸易结合度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对1996年至2005年中日双边贸易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性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日本志比较优势上存在较明显差异,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无论在出口上还是在进口上均具有互补性,仍以跨行业贸易为主要特征。加强中日经贸关系有利于两国更好地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中日两国双边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研究

衡量产业内贸易发展程度的常用公式是格鲁贝尔·劳埃德公式,但该公式在衡量双边产业内贸易上存在不足。而使用伯格斯特朗德公式,考察中日两国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并对其原因和发展前景做出分析,从而得知:中日双边产业内贸易发展程度稳中有升,反映了两国的比较优势和经济结构特点。中国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改善外贸商品结构以适应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快速发展。     

中日跨境数字贸易规模测度分析

日本作为数字贸易发展大国和发展强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权和相关领域话语权方面与中国存在一定的竞争。分析中日跨境数字贸易规模,有利于理解日本数字贸易发展情况,明确日本在数字贸易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从具体构成来看,中日跨境数字订购贸易和跨境数字交付贸易规模均不断扩大,2015年开始前者占据中日跨境数字贸易主体地位,后者比重呈下降趋势。两种贸易模式下日本均处于顺差地位且顺差呈扩大趋势,说明与中国相比日本在数字贸易领域拥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整体看来,中日跨境数字贸易呈持续增长态势,在中日进出口贸易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契合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发展规律。     

广场协议、日本长期经济萧条与人民币升值

近一段时期以来,人民币是否应升值成为一大热点问题,在争论中人们常常提到一则历史事件——1985年日本与西方四国签定的“广场协议”,认为因“广场协议”而导致的日元升值是后来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主要原因,并以此为前车之鉴,主张目前人民币不应升值。本文旨在厘清“广场协议”、日本经济萧条、人民币是否应升值三个问题之间的关系。首先,通过探讨广场协议签定的背景得出日元升值的必然性,进而探讨广场协议与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关系。本文认为,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主要原因并非广场协议所带来的日元升值,而是日本政府不当的经济政策。因此,单就人民币是否应升值的问题,无论从前提条件,还是从后果、影响来说,“广场协议”这一历史事件都没有直接的参考意义。本文认为人民币目前没有升值的必要,依据的是中国自己目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     

中日韩服务贸易结构比较研究

目前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而服务贸易的结构直接影响到服务贸易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全球主要经济体在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对本国的服务贸易结构有所调整,通过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来实现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此,通过对中国、日本、韩国三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服务贸易结构横向、纵向的分析比较,研究三国服务贸易结构调整路径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