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储蓄率与经常项目差额——基于亚洲13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解释经常项目差额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性研究视角。东亚国家的典型事实分析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很可能是可贸易品在国家间转移的重要决定因素。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常项目差额受到国内储蓄、投资等经济变量的显著性影响,经常项目差额与国内投资率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少儿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与经常项目差额存在反向关系。可以推断,中国在人口总抚养比较低的"人口红利"期贸易顺差换得的外汇储备具备了应对未来老龄化社会的战略价值。     

人口年龄结构、房价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依据我国200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考量了人口年龄结构、房价和城镇居民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即房价在人口年龄结构和城镇居民消费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房价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促进效应,但与房价的交互作用削弱了这种正向影响。鉴此,应积极推进宽松人口生育政策,开拓老年消费市场,完善住房信贷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天津市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面对人口老龄化日趋加重的趋势，文章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拓展LA/AIDS模型分析天津市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居民消费结构的关联程度。结果显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结构既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又有反向的阻碍作用。为此，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发掘不同年龄人群的潜在需求，对消费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的时间序列研究

低消费率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的一个难题。它利用协整分析技术,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消费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老年人口抚养比与消费率呈正相关,而少儿人口抚养比与消费率成负相关。     

人口结构、储蓄与经济增长——基于跨国面板向量自回归方法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将在内生人口转变框架下分析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在内生人口转变情况下,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除了年龄结构效应,更重要的还有行为效应,包括审慎储蓄的行为效应和养老储蓄的行为效应。利用跨国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6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的影响不同;并且由于人口转变的行为效应,少儿抚养比与老人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也不都是负的。当一个国家经历了落后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发达阶段时,随着经济的增长,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都呈"升高-下降-升高"的趋势。在行为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的交替作用下,少儿抚养比升高导致储蓄率先后呈"升高-下降-升高"的趋势,老人抚养比升高先后导致储蓄率呈"升高-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对于人口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重要影响,这需要我国更重视人力资本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     

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分析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理性人会将工作阶段收入在终生进行平均,这会带来消费和储蓄的变化,推而广之,随着整个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储蓄率会相应变化,文章通过实证发现2000年来的储蓄率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当整个社会工作年龄人口比重变大时储蓄率会上升,实证结果有利于厘清关于储蓄率变化的误解,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的储蓄率变化并根据情况完善和调整相应政策。     

对人口红利和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探讨

<正>一、总量分析:人口红利整体上仍将长期存在,但劳动年龄人口增速逐渐下降从目前来看,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处在人口红利阶段,并将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人口红利期。(一)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     

人口结构变化、储蓄率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内生人口结构为视角,以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0-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设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储蓄率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不同地区间人口结构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中部地区与全国水平较为接近,各方面走势也与全国水平相似;经济增长使得少年抚养比出现持续性下降,除东部地区外,经济增长使老年抚养比也出现缓慢下降,但后续逐步趋于平稳;除东部地区外,少年抚养比的冲击使得储蓄率出现持续性上升,而老年抚养比的冲击使得储蓄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人口结构的变化会通过影响储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而未来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需要有更高的储蓄率进行应对。基于此,本文提出应通过研究现行人口政策,改变社会人口结构,提升少年抚养比,以有效应对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人口老龄化、货币政策效果及传导渠道

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将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先选取1990—2021年中国宏观时间序列数据，使用SVAR基准模型和IVAR拓展模型对人口年龄结构影响货币政策的总体效果进行实证分析，进而选取中国1994—2020年30个样本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将老年抚养比引入货币政策效果方程。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均发现，人口老龄化削弱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面板数据证明了人口年龄结构是货币政策效果区域异质性产生的原因之一。最后本文进一步探索人口老龄化削弱货币政策效果的具体渠道，通过对沪深交易所部分A股上市公司和上市商业银行微观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可通过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削弱货币政策效果。本文结论提示，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因素。     

人口红利、投资与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4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本文运用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人口红利与投资的时空特征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正处于由少儿抚养比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期,而老年抚养比的大幅上升将加剧我国人口红利消逝。同时,少儿抚养比与总抚养比及投资呈由东至西递增的态势,而老年抚养比则呈相反的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的全域莫兰指数分析显示人口红利与投资呈现较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而局域分析则显示二者存在空间分布的异质性特征。     

人口年龄结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基于201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世代交叠(OLG)模型和201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简称“城乡居保”)对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抚养比、预期寿命均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少儿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不存在显著性关系;城乡居保的缴费率、覆盖率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但是城乡居保统一与农村居民消费不存在显著性关系,城乡居保缴费率与覆盖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交互作用;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较为平稳,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会抑制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建议提高城乡居保待遇水平,巩固和完善缴费激励机制,明确政府财政补贴和个人缴费责任。     

全球视角下的人口结构变迁与国际资本流动

本文选取了世界190个国家过去60年的面板数据及21世纪的预测数据,考查了人口年龄结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总体上经常账户余额与人口抚养比的逆向关系得到支持。对应着各国人口结构的阶梯性变动,全球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总体上呈现成年国家流向老年或少年国家的局面。从梯队来看,继上世纪中叶以来,第一梯队美国、欧洲,第二梯队日本、中国、东南亚,第三梯队中亚、南亚、西亚、非洲依次向世界输出资本。欧、美、澳、新等国家或地区在21世纪会持续输入资本,中国会在21世纪30年代、东南亚将在50年代开始由资本输出国转向资本输入国。给定世界和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变迁,未来世界国际资本流动格局需要更严肃的思考和应对。     

人口结构与储蓄率:基于内生人口结构的研究

本文在内生人口结构视角下研究了少儿抚养比、老人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我们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检验了抚养比、储蓄率和人均实际GDP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少儿和老人抚养比与储蓄率都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导致少儿抚养比下降的幅度远高于老人抚养比升高的幅度,因此经济增长会伴随储蓄率的升高;此外,低出生率导致的老龄化过程会降低资本积累的动态无效率,但会伴随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抚养比研究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抚养比"比"系统老龄化"更能反映缴费人口的真实负担。文章借鉴"人口抚养比"概念分析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抚养比",发现,当前我国中部地区职工医疗保险缴费人口真实负担最重,西部地区居中,东部地区负担最轻。未来,我国医疗保险改革方向是提高医疗保障的范围和水平,同时将覆盖面扩展至农民工的难度不断加大,通过降低职工医疗保险系统老龄化和老年人人均医疗消费支出来降低制度抚养比的效果不明显。为降低制度抚养比,应抓住当前职工医疗保障的范围和水平正在不断提高这一历史时机,对退休老人实行分类终生缴费:养老金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缴费养老金的退休老人,由政府按照最低缴费养老金的2%进行代缴;养老金水平高于最低缴费养老金的退休老人,由个人缴费。     

人口结构、房产拥有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显露,房地产业风险上升,家庭面临的金融风险也愈发受到关注。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使用概率统计方法测度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家庭房产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第一,老年抚养比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的上升则会提高家庭金融脆弱性,这种影响在不同收入家庭和城乡家庭间存在异质性。第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能够减少家庭房产负债,提高家庭房产价值,而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的提高会增加房产负债和房产价值。第三,房产负债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房产价值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从维持房价稳定、降低养育成本、完善养老金融体系等几个方面减轻家庭债务负担,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     

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宏观事实与微观机制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不仅能够通过“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也能通过金融资产需求作用于金融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本文基于宏观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伴随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金融结构更偏向间接融资,且以金融行为来衡量的风险偏好程度显著下降;其次,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主体对金融资产需求的角度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金融结构的影响机制,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风险资产参与行为及风险态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越高,家庭参与股票或基金投资意愿及比重越低;对于已持有风险资产的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重会降低。此外,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风险态度,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升会显著降低风险偏好程度,这是其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行为的重要渠道。     

老龄化、消费结构与服务业发展

老龄化程度加深和产业结构变迁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本文研究了老龄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发现随着人均收入提高,一个经济体老年抚养比与服务业比重的关系由负相关转为正相关。本文在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人口年龄结构,提出由于不同年龄群体消费偏好的需求收入弹性和替代弹性存在差异,老龄化通过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两个渠道影响消费需求结构,进而影响服务业发展。当老龄化在收入效应渠道上的影响为负、在价格效应渠道上的影响为正时,模型可以解释跨国特征事实。本文结合跨国数据校准了模型参数,之后定量评估了不同环境下老龄化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发现这一影响还取决于老龄化程度和产业间相对生产率。改变产业部门消费率和劳动力转移成本等因素后,定量结果仍保持了较高的稳健性。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发展了产业结构转型研究,发现“未富先老”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并以此就我国应对老龄化和发展服务业进行了政策讨论。     

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资产结构与住房财富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省级年度面板数据,对住房财富效应与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资产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存在正向住房财富效应,且人口年龄结构对各省市住房财富效应的边际影响为正,但老龄人口比重比少年人口比重的边际影响更大;住房资产占比对大部分省市住房财富效应的边际影响为负且影响程度较小;此外,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其边际影响呈现下降趋势,而少儿人口比重的增加会导致其边际影响逐步上升,住房资产占比的提高会使其负向边际影响逐渐增大。     

人口老龄化与居民高储蓄——理论及中国的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借助于一个简单的两期叠代模型,揭示了人口年龄结构与最优储蓄之间的关系,进而发现,人口老龄化一般会使得居民最优储蓄增加.随后,我们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实证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对中国居民储蓄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居民储蓄的作用都是显著的扩张性影响.根据现阶段中国居民高储蓄与人口老龄化关系密切的事实,并结合原因探索,本文最后提出了关于有效利用现阶段人口红利和居民高储蓄以及降低未来居民储蓄倾向的若干政策建议.     

人口结构、财政支出刚性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根据2012年各省级政府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和1995~2013年省级层面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模型,考量人口流出比例、老年人口抚养比、财政支出刚性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流出比例越高、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财政支出刚性越高,地方政府负债率越高。鉴此,应严格政府举债程序,改变以户籍为导向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财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