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布贬值的原因及未来展望——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汇率变动研究

卢布暴跌,震动世界经济。国际油价下跌、欧美联合经济制裁、对卢布的做空投机等原因一轮又一轮冲击着卢布与俄罗斯经济体系。还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的俄罗斯,面对卢布暴跌行情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及行政干预,但救市效果却和决策层预想的相距甚远。目前,俄罗斯经济遭遇重创,通胀压力加剧,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严峻,危机一触即发。中国应积极准备,应对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10＋3”框架下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可行性分析与战略选择——基于经济冲击对称性视角

东亚各国目前在货币领域的合作严重滞后于贸易合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货币合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传统的OCA标准,目前东亚各国内部经济条件差异较大,而且这种差异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因此进行深层次货币合作的成本较高。基于经济冲击对称性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中日韩二三国货币冲击的对称性较高,但是在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方面存在非对称性,而且这种非对称性在短期更为明显。与日韩相比,中国与东盟之间经济冲击的对称程度相对较高,具备一定的合作优势。因此中国应以贸易合作为基础,加强同东亚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往来,共同引领东亚货币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     

基于经济冲击对称性分析的中国—东盟货币合作新思考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标志着双方关系的实质性提升,也必将促进双方在货币金融上的进一步合作。本文运用SVAR模型和相关性分析,从经济冲击对称性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与东盟10国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与东盟10国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年的建设期内得到了很大提高,其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东盟5国最适宜成为未来中国货币合作的备选对象。     

俄罗斯经济困局及对中国的启示——基于原油价格与卢布币值波动的实证检验

2014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跌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等因素影响,卢布币值出现剧烈波动,对经济结构单一而脆弱的俄罗斯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本文使用结构向量自回归的技术方法 (SVAR)构建了一个三层级的实证模型,检验导致卢布出现币值危机的主要原因,以及卢布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巨幅波动的重要因素,而原油价格的波动影响了卢布币值的稳定,并对俄罗斯经济影响巨大;国际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是俄罗斯经济出现动荡的导火索,经济结构不合理是俄罗斯经济的致命伤。降低对单一产业产出的依赖、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可以增强俄罗斯经济应对产品价格波动风险的抵抗力,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及相关政策建议也对当前经济结构调整进入阵痛期的中国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疫情冲击下财税扶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基于政策类型与中小微企业经营状况的分析

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疫情期间中国财税扶持政策的类型、内容及其有效性.然后根据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数据(ESIEC),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及工具变量等方法,对疫情冲击下我国财税扶持政策对中小微企业生存状况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显示,税收优惠政策和稳岗政策分别使企业正常经营的概率显著提高约4.6和3.9个百分点,而金融支持和租金减免的政策效应不显著.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且进一步分析表明政策效应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本文从持续稳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创新中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全球金融周期、经济韧性与宏观审慎政策——基于全球不确定性视角的分析

基于坚持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本文研究全球金融周期进入衰退期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韧性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首先,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全球银行、国内银行及国内企业的理论模型进行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以全球不确定性为代表的全球金融周期衰退（即不确定性增加）对中国宏观经济将造成负面影响,中国经济韧性提升能够缓解该负向影响,更严格的宏观审慎政策可以进一步缓解该负向影响。其次,基于微观数据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不确定性对企业产出有显著负面影响,中国经济韧性提升能够缓解该影响,包括贷款价值比、贷款损失准备要求、针对特定交易的税收要求、区分不同货币的储备要求等宏观审慎政策更严格能够进一步缓解该影响。基于宏观数据的分位数向量自回归（QVAR）模型结果表明：全球不确定性冲击会给中国经济周期带来负面影响,当中国经济韧性处于较低分位数时影响更大,而更严格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缓解上述负向影响。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政策建议,长期应更加关注通过提升经济韧性来应对全球金融周期的不利冲击;短期应侧重宏观审慎政策的合理使用。     

如何提高宏观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协调的视角

问题的起源——扩张的财政政策,以应对突发的外部冲击 当前,全球经济都面临突发的疫情冲击,这种冲击远比一般的技术冲击或者石油冲击更具有负面影响,甚至战争带来的影响也不如这种疫情冲击,它对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都带来了显著影响.首先影响的是总供给,直接减少了厂商的生产,特别是劳动力投入,这种对劳动力的影响一般的外部冲击都很少...     

中国的通货膨胀:外部冲击抑或货币超发——基于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样本外预测模型的实证

本文运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样本外预测模型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的诱发因素,发现本轮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中国货币过度发行,而外部冲击则是次要原因。在外部冲击中,国际食品价格变化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大,国际石油价格变化影响较弱。Diebold-Mariano(D-M)检验也表明包含货币供应量的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样本外预测模型对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要高于其他模型,开放经济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分析有较好的适用性。     

波动溢出网络视角下的不确定性冲击与能源价格波动

本文基于TVP-VAR-DY模型选取国内外8种不确定性指标和3种国际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与建议：第一,全球能源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能源市场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第二,原油价格波动引发了整个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并且还导致其他不确定性的上升;第三,原油价格波动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受到的影响较大,动力煤价格波动在2014～2016年中国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巴黎协定签订期间受到的影响较大,天然气价格波动在2020～022年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发生期间受到的影响较大;第四,不同时频下波动溢出网络特征有所不同。根据以上实证结论,本文为防范能源价格波动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     

失业波动、关税冲击与最优货币政策——基于新凯恩斯主义视角下的理论研究

在含有价格刚性和工资刚性的小国开放经济中,引入失业变量和关税冲击,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主要经济变量的分析,从理论和数量两个层面,对失业的波动情况进行了阐释。同时基于福利损失函数的推导,对最优货币政策和一些简单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讨论。研究表明:(1)正向的进口关税冲击可能导致本国失业率的下降,但失业率偏离稳态的幅度很小,在短期后即回复到稳态水平,并出现了“失业超调”现象;(2)与封闭情况下相同,失业的存在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势力造成的,失业波动的原因则与名义工资刚性的存在有关;(3)最优货币政策都是在减少国内价格通胀、工资通胀和产出缺口之间进行权衡;(4)盯住失业率的简单货币政策规则,在脉冲响应和总体福利损失两个视角下,均优于盯住产出缺口的简单规则。     

宏观审慎政策视角下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监管研究——基于VAR模型分析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作为系统性风险调控的重要方式,已成为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系研究的重要课题。为完善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研究,本文基于商业银行2009—2017年数据,构建了逆周期资本缓冲模拟并运用VAR模型检验了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效果。研究表明,逆周期资本缓冲模拟与我国经济运行状况相符,VAR模型结果表明长期资本充足率存在逆周期效应,流动性比例在短期内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逆周期资本缓冲对系统性风险反应迅速,在降低系统性风险方面起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完善我国商业银行宏观审慎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提出建议。     

政策不确定、宏观冲击与房价波动——基于LST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Baker等人提供的中国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结合1999年1月-2014年3月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在构建我国房价短期波动模型的基础上,采用LSTVAR模型以及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实证分析了不同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宏观变量冲击对于房价波动的影响。理论模型表明,宏观环境向好会引起房价的正向波动,而且这种波动会随着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加大;不同的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宏观冲击对于房价波动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实证结果表明,在政策不确定程度较高和较低两种不同的状态下,宏观变量的冲击对于房价波动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会延缓个人的购房消费和投资以及房地产企业的供给,甚至引起市场失灵,从而引起房价的无谓波动;政策不确定程度较高时,房屋买卖双方的预期也会引起房价的“超调”,进而加剧了房价的波动。     

我国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受到大家的关注。本文选取影响GDP增长的三大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M2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正相关的长期均衡关系,其他因素与GDP的关系尚不明显。同时结合研究的结论,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提出建议,包括货币政策工具的转变,以及与财政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搭配。     

外部需求冲击与贸易下滑——基于全球价值链重构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将影响全球贸易增长的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纳入统一框架,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两次外部冲击引发的贸易下滑为例,探究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如何改变外部冲击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效果。本文通过测度及对比两次外部冲击在需求侧对贸易下滑的解释力度,检验全球价值链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期,需求侧冲击可以解释贸易下滑的59.0%,显著低于金融危机时期需求侧的解释力度（71.1%）,表明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收缩,外部需求冲击通过价值链传导产生的放大效应也随之减弱。外部冲击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相比非耐用品行业和服务业,耐用品行业的需求变化对全球产出和贸易的冲击更剧烈,价值链传导的放大效应在耐用品行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国家或地区层面而言,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的经济体最终需求变化更加敏感;相对而言,中国各行业需求变动均为最小,侧面表明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抵御外部冲击的中坚力量。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推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补贴政策的经济分析——基于文献评述的视角

文章通过综述大量相关文献的基本观点,对封闭经济环境中补贴各要素的经济属性,以及在开放经济环境中补贴政策、反补贴措施以及多边补贴规则进行经济分析.文章认为:在封闭经济中,补贴政策的主要动机为解决市场失灵、释放规模经济、平衡效率与公平;补贴的对象与实施形式多样;补贴政策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减缓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与效率;补贴导致财政资金存在大量的机会成本与寻租成本;在开放经济中,战略性贸易政策与补贴政策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进口国是否采取反补贴措施,通常需要考虑多重因素,如贸易条件改变、政策干预时机、承诺可信水平、政策寻租空间等;国际贸易协定应该考虑各国进行生产补贴的政策实施空间,形成一个关于补贴的共同规范,可以促使福利水平得以提升.     

疫情冲击下的我国宏观政策分析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2020年全球经济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对此,很多国家采取了强刺激政策。以美国为例,随着疫情在美国不断恶化,美联储和美国政府采取了超强的刺激政策,以救助遭受沉重打击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其中,美联储开始实施无限制资产购买,给金融市场注入天量流动性,美国政府也推出两万多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     

人民币国际化之冷思考——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政治和经济前提

相对于对中国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发展的关注和热议，对人民币国际化只能冷思考，因为一来它毕竟是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分量不大的举措之一，二来货币国际化是一个大课题（参看本栏目文章《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政治和经济前提》，放在中国现有的背景下，这还是一个探索性的前沿问题。但是，在中国货币体系上，人民币国际化毕竟已经起步，应该有相应的关注和思考。货币互换和人民结算试点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进展（参看本栏目文章《从货币互换角度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