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评价、地区差异及驱动因素分析

合理审视各省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地区差异与驱动因素对制定数字经济政策、促进地区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19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法与面板Tobit模型,探究各省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一是从全局上看,虽然全国数字经济水平在稳步上升,但是存在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地区间"数字鸿沟"现象明显等问题.二是各区域差异上,东部-中部和东部-西部的数字经济水平差异都在稳步下降,只有中部-西部二者间差异呈现波动式增长态势.差异贡献率上,区域间差异主导全国数字经济水平差异变化,但其影响力在变弱.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差异对全国差异影响较小,但其影响力有扩大趋势.三是从驱动因素上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知识产权保护、人力资本和科技发展均能显著促进数字经济水平发展,政府干预则会抑制数字经济发展.其中,科技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较大.     

中部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本文在测度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度的基础上,从驱动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的推动力、拉动力和催化力三个方面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市场化水平、政府作用、产业结构变化和人口结构变化是影响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并且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化和人口结构变化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呈负相关关系。     

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关联性实证研究--基于中部地区与上海经验数据对比北大核心

通过选择1989～2008年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金融发展程度和物价指数为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评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但金融发展并没有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中部地区应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中介效率,才能更好地推动其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     

加快中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思路

中部地区是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也是大江、大河、大湖分布密集的地区,绿色发展的任务非常繁重。因此,要以落实"双碳"目标任务为抓手,加大产业、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等政策支持力度,在调整能源结构和开展节能减排的同时,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着力提升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度,助力新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以宁波为例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区域金融理论是我国学者创举和推动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问题,是区域金融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范方志、张立军f2003)把我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分别研究其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得出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并进一步影响经济发展的结论.支大林、祝晓波(2004)拓展了范方志、张立军(2003)的研究,提出了开放条件下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理论模型.叶耀明、纪翠玲(2004)将长三角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得出长三角城市群的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该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     

从国家层面出台中原经济区金融扶持政策

中原经济区金融支持"短板"问题日益突出河南金融发展滞后,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能力不足。相对于河南经济发展处于全国前列、中部领先的地位,河南金融发展明显落后于全国与中部各省,整体水平较低,金融支持能力不强。一     

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本文选取中部六省2005-2017年的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并对该路径下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门槛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①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存在通过投资结构、消费结构、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部分中介效应;②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单门槛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变大;③利用外资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均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要不断加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助推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长三角城市群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产业水平的高低是决定长江三角洲15城市能否真正发展成为世界第六城市群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金融发展则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机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产业水平的提升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实证方法也验证了长三角城市群的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该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因此，研究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金融发展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有重要战略意义的。     

LPR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问题研究

如何借助金融发展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是新常态下促进我国动能转换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两部门经济模型,利用2005-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社会资本和金融从业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金融从业者作为高级人力资本是金融发展的主体,其规模效应是影响实体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通过促进金融从业主体间的信息共享、相互沟通、群体认同以及团队合作进而提高金融创新效率并进一步加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地区借助金融发展促进实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应在扩大金融从业规模以获得集聚红利的同时结合地区社会资本水平变化的趋势,稳步提升金融发展综合水平;此外,还应促进非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发展,从而以协同发展机制促进实体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河南省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测评研究

基于构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评价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00—2011年河南省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新世纪以来河南省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逐步提高。但城镇化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生产率低．城乡教育质量悬殊、农村人居环境落后等因素制约着河南省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鉴于此,河南省应当从提高城镇化水平,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农业现代化,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方面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     

我国西部金融发展中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同步性研究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也出现了较大差距。为了考察这种差距是否和经济发展同步,我们采用了FIR等度量指标进行测算,测算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高于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研究发现,测量结果和衡量指标的选择有很大关系。如果综合"质"的因素,会发现西部在"量"上相对于中部有一定优势,但是"质"的方面还比较落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的指标体系研究

一、关于"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的诠释 (一)江西在中部地区所处的地位 目前,我省大多数发展指标均在中部地区处于后列.从最能综合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指标考察,江西与安徽并处中部末值(如精确到百分位,我省还比安徽低0.17元).进而,结合产业结构中我省第一产业比重最大的情况判断,目前我省的工业化水平在中部地区最为落后.     

我国中部五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渗透性、可接触性和效用性三个维度测度了2009年到2015年我国中部五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对中部五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基础设施状况、政府支农支出都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同时为加快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策扶持等对策建议。     

对“呼包鄂”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探讨

目前,内蒙古"金三角"——"呼包鄂"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与其他地区仍然存在差距,其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单一与资源成本剧高共生、工业化加速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同现、就业压力增大和文化素质不高并存等三大因素所致。文中分析认为,"呼包鄂"三市在地缘条件、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人口劳动力和人才条件及经济互补性五方面具有一体化的特殊发展优势,对"呼包鄂"进行一体化且做大"呼包鄂"经济总量,不仅可以实现内蒙古经济总量增加的目标,而且能够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并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部六省FDI影响因素适应性Lasso模型探析

本文基于变量选择理论,运用适应性Lasso模型,选取中部崛起背景下2006-2017年中部六省的历史统计数据,探索影响中部六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中部崛起背景下,中部六省外商直接投资整体呈上升态势,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中"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是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事件;(2)对影响因素深度剖析表明,集聚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发展、政府效率对于吸引外资的作用明显。最后根据影响因素的强弱特征,给出了中部地区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建议。     

经济结构转型中的服务型外汇管理

山西省是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之一。由于受到地理位置、产业结构、发展速度等因素的影响,全省对外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近几年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对外发展战略的实施,全省对外经济逐渐呈现出低基数、高增长的趋势。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

在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量方法改良的基础上,对中部六省2005~2013年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2005~2013年的近十年间,中部六省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都有所提高,且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都没有出现0值的情况。从总体上来看,2005~2013年,湖南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部六省当中的最高水平,其次是山西、湖北、安徽、江西、河南,但河南在中部六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增长速度最快。从分析中部六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看：农村人均收入、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数量、农村金融基础设施、普惠金融政策、当地信用环境等是造成六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互动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5—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值估计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值,分别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与金融结构三方面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二者间的良性互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阶段的演进,金融发展质量的提升对产业结构优化越显重要,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长期积极影响。另外,我国金融发展还处于"供给引导"阶段,产业结构优化对金融发展的引致需求效果并不显著,特别是对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的提升效果欠佳。     

农村专业合作社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江西省抚州市实证

近年来,农村专业合作社在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农村专业合作社被认为是当前农村产业经济克服"碎片化",实现"集约化"不可或缺的组织载体。本文对中部欠发达地区江西省抚州市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经济促进作用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碳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本文基于北京、上海、深圳等7个试点地区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OLS方法考察了碳金融发展水平、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低碳化会明显优化升级产业结构,金融低碳化、经济低碳化与技术进步的交互作用均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从短期来看,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一是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二是我国目前碳金融市场要素及交易机制不完善;三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支出投入力度不够。文章认为加强碳金融发展水平、做好碳市场总体调控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