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视角下农机合作社内部监督缺失问题的博弈分析——以黑龙江省为例

农机合作社社员的异质性主要表现在社员入社动机异质性和资源禀赋异质性两方面。本文从社员异质性视角、运用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对农机合作社内部监督缺失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同时结合对典型农机合作社的个案研究发现,由于农机合作社中社员间严重的异质性,使得合作社普通社员选择不监督策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造成了黑龙江省农机合作社内部监督缺失,这种状态不利于普通社员利益的充分实现,不利于国投资产的管理,更不利于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一现象,提出弱化核心社员的出资比例差异、缩小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兼顾公平与效率等对策建议。     

社员异质性如何影响合作社的规范运行？——传导机制与实证检验

社员因资源禀赋差异而具有异质性，这种初始的异质性在合作社的运行过程中会又引发利益诉求、参与水平、角色作用等方面的社员异质性。社员异质性能提升经营绩效，但过度的社员异质性会影响合作社的规范运行。异质性的影响机制在于初始的异质性能够对合作社出资机制产生直接影响，并且形成了一条通过影响出资机制，进而影响管理机制，而后影响分配机制的传导路径，最终影响合作社整体的规范运行。这种影响机制被验证，说明了社员异质性是不规范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为规范合作社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以弱化异质性的影响来解决合作社的不规范问题。     

林业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状况分析——以浙江省丽水市为例

以浙江省丽水市30家林业类专业合作社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及实地调研,结果表明:兴办方式主要是大户带动的;在功能类型上,主要是营销型合作社为主;在社员结构上,以农民社员为主,工商登记社员与拥有社员证社员数量相差很大;在规模上,合作社带动农户集中在101～200人之间;在产权结构上,绝大多数合作社呈现少数大股东与多数小股东并存的比较显著的股份化格局;在决策结构上,核心成员拥有控制决策权和经营决策权;而普通社员虽然也拥有决策权,但是相对而言是非常有限的;在利益分配机制上,对扣除三金以后的可分配盈余则按股份比例和交易量(额)在社员之间进行分配,其中股份的作用相对更突出。     

农业生产决策权配置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基于“合作社+农户”模式

本文以苹果产业为例考察了合作社对农业生产决策权的控制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合作社对农业生产决策权的控制程度主要受资产专用性、成立时间及领办主体身份等因素影响。物质资产专用性越强或成立时间越久的合作社对农业生产决策权控制程度越高;农业企业或贩销大户领办的合作社对农业生产决策权控制程度相对较高;货源质量要求对合作社控制农业生产决策权程度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存在合作社同时向非社员收购优质货源的现象。     

农业合作社的集体行动困境: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合作社对内提供的各项服务具有公共品特征,其功能的实现程度从长期看主要与社员的惠顾承诺有关。本文以苹果产业为案例背景,利用调查数据实证考察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现象,重点分析社员规模、社员异质性、选择性激励等因素对搭便车程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在社员规模越大或社员异质性越突出的合作社,社员搭便车程度越高;选择性激励对搭便车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是选择性激励执行效果欠佳;合作社类型和有无冷库对搭便车程度的影响不显著,但成立时间对搭便车程度的影响为负。本文认为,合作社设置资格门槛筛选合适社员以适度控制社员规模、鼓励耕地在合作社内部自由流转以降低社员异质性、切实执行选择性激励措施并提高激励强度是缓解社员搭便车的重要途径。     

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社会交换、信任困境与混合治理

本文从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中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双方"关系"入手,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对双方间的社会交换关系进行了分析,运用信任博弈理论探讨了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的信任行为。研究发现,在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中,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存在依存关系、权威关系和竞争关系;由于资源禀赋的强异质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缺失,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存在信任困境。依据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间的关系交换程度,可以采用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机制,促进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小农户参与大市场的集体行动:合作社社员承诺及其影响因素

社员承诺是合作社得以存续的必要条件,较低的社员承诺直接削弱了合作社的规模经济优势,成为很多合作社失败的重要原因。本文利用山东和陕西两省672户合作社社员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合作社组织结构、治理机制、社员特征、经营特征和外部环境共5类因素对社员承诺的影响。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社员承诺总体水平较低的困境,受访社员交给合作社的产品比例只有62%,其余均销售给了合作社以外的第三方。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社员承诺水平的高低主要受合作社社员规模、有无价格溢出、是否参与合作社决策、户主受教育年限、是否存在资金约束、生产规模、销售经验、家庭成员有无非农就业渠道、入社时间、距合作社距离、市场公平性和所在地区的影响,而与户主年龄、合作社社员异质性、合作社是否监督社员销售行为、合作社是否与社员经常沟通信息无关。     

股份制是合作社规范化发展的优化路径

<正>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的特点是合作社办企业。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当前的特点是企业进入并领办合作社。要想改变资本对普通农户社员处于支配地位的现状,让农户社员逐渐获取更多的合作社资产所有权、控制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唯一的途径是社员通过入股和扩股向农产品销售、加工和流通环节发展,使农户社员逐渐掌控资本,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或     

合作社激励机制亟待重视

合作社的激励问题可简单地看成对社员和管理者的激励，激励包括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具体到合作社，显性激励就是社员从合作社得到的经济收益，隐性激励就是社员所得经济收益之外的收益。目前，合作社对社员的显性激励主要来自社员对剩余索取     

合作社治理: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合作社治理的研究集中在探讨合作社治理问题和治理机制两个方面。治理问题主要包括合作社内部经理人的代理问题、合作社内部中心社员对外围社员的剥夺问题、由于成员异质性导致的社员冲突问题以及对社员专用性准租的保护问题。在合作社的治理机制方面,现有文献集中探讨了理事会与合作社治理,产权结构与合作社治理,退出权、投票、异议与合作社治理,社会因素与合作社治理等问题。     

多元主体、庇护关系与合作社制度变迁——以府城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为例

本文以府城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资料为基础,着重分析了合作社发展中地方政府、企业、农村能人、普通社员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了现阶段农民合作组织与合作制度呈现出复杂现实局面的社会性、结构性因素。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企业、农村能人与普通社员等利益主体在合作社发展中通过不断的互动与博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庇护关系,构建起渐趋稳定的庇护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具有相当强的对外排斥功能,既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又不利于从根本上保护普通社员的合作权益,成为阻碍合作制度创新的结构性力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新一轮合作组织与合作制度的变迁过程中,通过使用各种政策工具,打破庇护关系网络的束缚、削弱庇护型社会结构的影响、调整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连接机制、重塑各个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来实现。     

有关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来发展的几个问题

<正>在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农村,家庭经营基础上多元并存、混合型的农业现代化经营形态将长期存在,作为发展现代农业重要载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实践中也呈现出了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要在发展中逐步规范。关键是合作社朝什么方向发展?首先,要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社质的规定性(本质属性)及清晰界定合作社与其他类型市场经济主体的不同点。合作社是社员所有、社员控制和社员基于使用服务     

异质性成员关系下小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行为——基于代理理论的视角

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起人中农技部门、农业公司、运销大户占有很大比例,相伴而生的是合作社的成员异质性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理解异质性成员关系下小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策略,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研究小农户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性,并考虑法律约束下小农户与核心成员可能的博弈均衡解,认为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督能间接增进小农户社员利益。     

一项搞好村级经济工作的基本制度

1991年,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颁布文件,决定在郊区以行政村为单位设立村经济合作社,在村经济合作社内部实行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制度,对村合作社内的一切重大经济问题进行讨论,作出科学、民主的决策。经过7年的实践和完善,目前已有92%的村合作社坚持了这一基本制度,从而保证了村级经济的健康发展,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农村的社会安定,受到了广大干部社员的普遍欢迎。实行社员代表大会制度,是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内在要求北京郊区在联产承包和政社分开的改革中,保住了多年形成的集体资产,保留了集体经济的基本框架。在原来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即村经济合作社。作为劳动农民集体所有制的代表,继续担负着促进经济发展和     

电商采纳与农民合作社内部信任

电商采纳使合作社被嵌入进新资源与技术环境之中。在电商情境下,合作社电商采纳通过提升社员与合作社交易忠诚度、增多社员与合作社交易环节来增强合作社内部人际信任;通过增强社员对信息技术的信任、促进合作社推广新型农业技术来增强合作社内部技术信任;通过促进合作社完善制度建设、建立公平机制来增强合作社制度信任。人际信任、技术信任和制度信任构成了合作社稳定的信任"三角架构",建构了合作社内部信任的混合治理机制,其中,技术信任起到调节作用,其在有效促进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转化的同时,既能避免人际信任浓度被过分稀释,又能保障在合作社信任结构中制度信任的演进方向。     

脱贫攻坚完成后原贫困社员继续参加农民合作社意愿分析——以国家贫困县LH为例

众所周知,农民合作社具有一定的反贫困功能,但其异质性、空壳化等问题越来越突出。那么脱贫攻坚完成后原贫困社员是否还愿意继续参加农民合作社?如果愿意,其影响因素是什么?为此,以云南省LH县原贫困社员作为研究对象,从个人、家庭、合作社三方面分析脱贫攻坚完成后原贫困社员继续参加农民合作社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贫困社员年龄、参加合作社培训次数是影响原贫困社员继续参加农民合作社意愿的显著因素。研究结果不仅能为政府制度建设和合作社规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还可为防范返贫路径选择提示发展方向。     

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制度创新

以欧洲为代表的市场合作社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新一代合作社是世界各国合作社的两种主要模式.与新一代合作社相比,市场合作社的经济效率相对较低,如管理人员缺乏激励、对管理者的监督成本过高、决策效率过低以及资本筹措能力不足等等.市场合作社的制度"缺陷"是以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为依据,与股份公司等营利企业比较而言.虽然这些"缺陷"的存在削弱了组织的营利能力--更高的经济效率,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合作社能够成为合作社--创造了社会公平.在目前我国的合作社实践中,一些社员(尤其是大户社员)的行为,已经显示出他们在客观上存在对于新一代合作社的制度需求,所以,如果我们能在不断完善现有合作社制度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创新制度,就会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快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社会资本对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行为及绩效的影响

本研究构建了合作社社会资本的概念框架,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性和认知性两个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主要指合作社外部的社会关系网络,认知性社会资本包括内部社员之间、社员与管理者之间的信任,以及社员对合作社集体目标和使命的理解。进而以嘉兴、台州两地的147家农民合作社为对象,检验了社会资本对社员参与程度及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社员参与技术培训的程度受到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合作社绩效受到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     

德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特点及启示

德国农业合作社历史悠久、规模庞大、体系完备,逐渐形成类型多元化、管理民主化、服务全面化和制度体系化的特点。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德国走出一条既适应国情又顺应时代的农业合作社发展之路,推动德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也为中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留下了宝贵启示。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中,要高度重视农业合作社的重要作用,坚持自主发展和政府扶持相结合,提高农业合作社社员收入,完善农业合作社法律制度。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化及未来发展

虽然中国农民对合作社的需求意愿毋庸置疑,但是从合作意愿到行为的转换,还需要满足一系列前提条件。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制度障碍在于社员缺乏合作理念和民主精神、兼业小农难以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以业缘为基础的制度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兼业小农的合作需求、过早面对产业纵向一体化浪潮对资金的迫切需求、允许异质性社员共组合作社却未提供防止合作社异化的制度安排。未来几十年,中国将保持规模农场与兼业小农并存的局面,应当重视引导新型职业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有效需求,同时尝试以地缘为基础的综合性合作社为兼业小农提供服务,并从制度和政策供给两方面拓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