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以植物品种权与农民权关系为视角

文章主要介绍植物新品种作为一项知识产权在我国及其世界其他国家的保护现状，着重分析植物品种权和农民权的冲突和协调在植物新品种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应该如何平衡以及植物新品种的相关法律条文存在的漏洞及其需要完善的地方。     

探析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制度

从劳动价值论、激励机制学说理论、利益平衡理论分析了植物新品种权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说明对其保护具有必要。其次对植物新品种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进行阐述,明确了几种侵权行为和认定标准。最后提出了解决侵权问题的司法救济路径。     

论农民信贷权的实现——基于低收入人口发展困境的讨论

文章认为，信贷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落实农民信贷权是现代经济社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农民自由发展的必要途径；农民信贷权的实现不可能在传统金融制度框架下进行，必须根据各地实际，从金融组织、信贷服务模式、金融运行环境建设以及地方政府作用发挥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机制创新。     

关于提高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探讨

从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入手,分析了制约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提高的主要原因,如农民投资理财知识缺乏、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土地及房屋流转制度障碍以及农村金融体系发展滞后,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     

全社会参与解决农民社会保障问题

社会保障权是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每一个公民都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理所当然享有社会保障权.建国以来在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遭到人为的限制和剥夺.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关键是要破除观念障碍,着眼于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全社会参与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保障.     

新型职业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探微

新型职业农民是指那些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熟练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并且主要以务农收入作为生产生活来源,栖居于乡村或者城镇的农业从业人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要求农村在加强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政治、民主和文化建设。在此环境中,加强农民尤其是新型职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     

透析征地农民权益保护的重点和难点

在社会变迁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加速时期,土地征收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监管缺失、公共利益界限模糊、农村集体农民成员权被架空、司法救济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征地中土地纠纷不断,乱象丛生;保障征地农民权益,理顺土地乱象,需要从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出资人制度、严格公共利益、保障农民成员权等几方面多管齐下,才能使农民权益的保障落实到实处。     

“新生代农民”分层次务农意愿研究

在我国“农民荒”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对于分层次务农意愿如何选择？哪些因素影响该群体做出不同类型的选择？是文章研究的重点内容。研究发现，务农动力、务农机会成本、文化歧视性压力和规模化经营障碍四个因素较为显著地影响了新生代农民的分层次务农意愿；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前两种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地域因素和政策扶持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     

农民，走在经济发展的边缘

农民抛弃土地是因为收入不抵支出;收入低下使农民走在经济发展的边缘;农民问题也与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但是,造成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不合理的制度限制了农民自由求富的权利。 中国农民最缺乏的,正是致富的自由。     

剑阁农民有“六盼”

<正>编辑部:我们下乡时与农村好友、亲属、基层干部交谈,他们殷切期望老促会通过媒体反映农民当前的"六盼"。一盼,农村劳动力更新换代,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返乡务农。现今在家务农的农民大多数是60—70多岁,仍充当农村劳动主力军。我们走访的一个村民小组62户人有近22户全家不在农村,占总农户数的35%,在农村务农劳动力不足100人,务工族占50%。中青年基本不在农村务农,农业耕地后继乏人。青年农民生在农村不懂农业,不懂农技,不愿务农。     

农地制度改革与农民增收简论

"三农"问题从农民角度讲,其核心就是收入问题.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推进农地制度改革是形成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措施之一.     

新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下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路径分析

新农地产权制度"三权分置"的改革创新引发了大家的思考,文章分析了新农地产权制度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考察以农地产权制度推动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改革实践。文章认为,现阶段我国农地产权制度仍存在多重障碍,应明确产权制度主体、维护所有权主体权益、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等,以切实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农地制度改革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关系研究述评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并未有所改变,进入21世纪以来,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4以上,成了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么,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些学者开始把目光转移到如何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上来。因为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财产,应该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在现实中由于土地制度的约束使其财产收入功能的发挥受到严重影响,所以,要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就必须改革土地制度。基于此,文章对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农地制度关系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研究与决策提供参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消费结构分析

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生产、交换、分配等问题,都曾受到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而消费问题则一度被忽视,尤其是关于近代农民的消费分析,成果不多。本文较为全面地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消费结构,着重于农民生活消费的分析,同时涉及消费的来源、消费的营养结构、消费与收入的关系、不同耕种权的农民的消费差异等问题,力求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农民消费结构的全貌。     

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农民增收能力提升的制度创新

农民增收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要持续提高农民的收入必须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角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农民角色的变化并没有辅之以农民自身相关能力的提升与外部配套制度的建立，从而造成了农民的弱势地位。通过制度创新可以改变农民在市场中弱势地位，增强农民的经营能力和就业能力，保证农民在农村和城市两个战场上的收入持续增加，建立起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制度创新是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

2003年在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尤其是大宗农产品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的情况下,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622元,实际增长4.3%,但比上年仍减少了0.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2:1,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也有扩大.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不仅要求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事关全局的头等大事来抓,而且还要求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加快促进农民增收的制度创新,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为代价,以保障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种种制度安排.     

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与农民的生活满意度

收入分配通常被认为具有负的公共物品特征,收入差距越大,人们受到的负面影响也越大,生活满意度越低。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本文利用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收集到的农户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虽然村庄内部的农业收入差距越大,农民的生活满意度越低,但村庄内部的非农业收入差距对农民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不利影响,原因在于这种收入差距不是由制度因素而是由个人能力不同所致。因此,收入差距并不总是产生负的福利效应,关键是要消除导致收入差距的制度因素,使人们享受制度公平。     

贫困地区农民增收 路在何方——上犹县农民增收分析

近几年 ,随着改革的深入 ,农民收入的增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解决农民收入增长迟缓问题 ,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 ,是使农村贫困人口解决温饱的关键性问题 ,是加快扶贫攻坚进程的主要途径。那么 ,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路在何方 ?从国定贫困县上犹县农民１９９４ -１９９９年收入调查情况来看 ,农民增收已由过去单一的农业主要是种粮食 ,转向了多个产业。一、农民收入的来源及变化农民收入来自四个方面 :基本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借贷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不是固定收入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借贷性收入不是实际收入 ,上述三项收入一般情况下不是农民的主要收入。这里以农民基本收入(劳动者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 )作为分析对象。近几年来 ,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已经成为上犹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１９９９年全县在外省打工人数达２ .５５万人 ,务工收入户均３５５３元 ,比１９９４年户均增加了２１６９元 ,增长１ ５６倍。该县由于打开山门招商 ,仅１９９８年一年内就新增企业１１６家 ,吸纳了几千农村劳动力 ,农户在乡村企业、个体企业获得的收入较１９９４年户均增长了６ .４倍 ,达到６１３ .４５...     

扩大农民消费的对策研究

扩大农民消费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应针对当前农民消费中呈现的问题,综合采取措施,在提高农民收入,改善收入预期,改善消费环境,完善市场体系,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消费观念,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使农民有能力、有意愿消费,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生活宽裕"的目标.     

农民的收入差距与人力资本投资研究

收入差距会影响到人力资本投资,同时人力资本投资也会影响到收入差距的变化.在长期内,考虑到最低消费约束与投资成本,我国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着两个稳定均衡和一个非稳定均衡,这使得农民的人力资本差距和收入差距逐渐增大.由于收入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不一定能消除贫困,使所有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都超过"最小临界门槛"才是最终解决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