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波动与对外直接投资:1971～2002年的日本

本文以日本的制造业为例，实证分析了1971～2002年间日元汇率波动对日本制造业FDI的影响情况。实证结果表明，日元汇率的升值、日本实际GDP的增长与日本制造业的FDI存在正相关关系。日本水平型FDI行业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明显；垂直型FDI行业不受汇率波动和GDP水平的影响；以规避贸易壁垒进行的FDI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     

人民币实质有效汇率、经济增长与国企和外企的农产品进口差异——以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间月度数据为例

本文以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间月度数据为样本区间,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就人民币实质有效汇率、经济增长对我国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农产品进口的影响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实质有效汇率、经济增长对国企和外企农产品进口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外企农产品进口方面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经济制裁对目标国汇率变动的影响：基于30个经济体的实证研究

俄乌冲突以来，美欧对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制裁，卢布汇率波幅巨大。文章创新性地在国内首次将经济制裁纳入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中，通过构建泰勒规则汇率模型，采用2000～2018年国际经济制裁和30个国家汇率变动匹配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制裁显著加剧了目标国汇率波动，但对汇率水平变动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多边制裁、贸易制裁、联合国和欧盟发起的经济制裁会给目标国汇率波动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经济制裁对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国家的汇率波动产生更大的不利冲击。     

汇率波幅放宽：机遇与风险俱增

人民币汇率已经在撮和交易市场上出现宽幅波动趋势，有的当日汇率波幅达到0.29%，逼近0.3%的上限，显然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已从过去0.15%扩大到0.3%，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大，意味着人民币升贬值的弹性空间加大，人民币汇率改革政策是否会再有新突破呢？非常值得股票市场投资者高度密切关注。[编者按]     

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性影响——基于马尔科夫状态转换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将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分为高波动和低波动的两个状态,建立了带马尔科夫状态转换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了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高波动和低波动状态及其相应的特征,进而实证检验了人民币即期汇率在不同波动状态下对宏观经济所存在的影响。研究发现汇率波动对宏观经济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影响,结果表明,维持人民币汇率低波动状态有助于我国经济增长,而维持高波动状态则有利于减轻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国内通货膨胀压力。     

美联储货币政策中性化背景下人民币外汇市场间均衡关系调整和溢出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选用二变量VECM-GJR-MVGARCH(1,1)-BEKK扩展模型,分析了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影响下的在岸人民币即期和远期汇率,在岸远期和离岸远期汇率间长期均衡关系调整、均值溢出、波动溢出以及非对称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在岸即期汇率对远期汇率有引导作用,主要由在岸远期汇率进行调整以实现即期、远期汇率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意料之外的美联储加息会导致即期、远期汇率的贬值,并减小即期汇率的波动率;(2)在岸远期汇率引导离岸远期汇率,离岸远期市场处于信息波动的中心位置,意料之外的美联储加息会导致在岸、离岸远期汇率的贬值;(3)各外汇市场具有较强的波动集聚性,在岸即期汇率对远期汇率有较强的波动溢出效应和非对称效应,离岸远期汇率对相应期限的在岸远期汇率有显著的波动溢出和非对称效应,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在岸、离岸远期外汇市场的波动率和波动溢出效应有显著影响。因此,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决策时不仅要考虑不同人民币外汇市场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调整、均值溢出、波动溢出以及非对称效应,也应重点关注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波动可能带来的影响。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原因分析

本文利用S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经验研究的结果发现实际需求冲击和名义冲击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主要来源，供给冲击的影响不大。这暗示Balassa-Samuelson效应在中国并不明显，而中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于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非常重要的。     

美联储货币政策中性化背景下人民币外汇市场间均衡关系调整和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选用二变量VECM-GJR-MVGARCH(1,1)-BEKK扩展模型,分析了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影响下的在岸人民币即期和远期汇率,在岸远期和离岸远期汇率间长期均衡关系调整、均值溢出、波动溢出以及非对称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在岸即期汇率对远期汇率有引导作用,主要由在岸远期汇率进行调整以实现即期、远期汇率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意料之外的美联储加息会导致即期、远期汇率的贬值,并减小即期汇率的波动率;(2)在岸远期汇率引导离岸远期汇率,离岸远期市场处于信息波动的中心位置,意料之外的美联储加息会导致在岸、离岸远期汇率的贬值;(3)各外汇市场具有较强的波动集聚性,在岸即期汇率对远期汇率有较强的波动溢出效应和非对称效应,离岸远期汇率对相应期限的在岸远期汇率有显著的波动溢出和非对称效应,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在岸、离岸远期外汇市场的波动率和波动溢出效应有显著影响。因此,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决策时不仅要考虑不同人民币外汇市场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调整、均值溢出、波动溢出以及非对称效应,也应重点关注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波动可能带来的影响。     

从宏观经济对称性看东亚地区汇率合作的基础

东亚地区进行汇率货币合作的可能性高度依赖于区域内国家参加合作的成本和收益。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参与国之间的经济对称性，特别是宏观经济周期和所遭受冲击的对称性是决定汇率合作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分析了东亚各国(地区)的对称性、周期性波动因素，以及影响周期性波动的深层因素——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从而确定潜在的汇率合作成员伙伴区域，指出汇率合作的阶段性。     

G-3汇率波动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稳定的影响

本文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研究 1 996年 1 2月～ 2 0 0 3年 7月 G- 3汇率波动对 1 0 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稳定的影响。经检验 ,发现 G- 3汇率波动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汇率波动存在着广泛的影响。 G- 3汇率波动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波动间互动性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 :G- 3汇率自身的波动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汇率制度或汇率政策与 G- 3货币间的紧密联系。     

逆周期因子、汇率波动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汇率的剧烈波动会对整个银行体系产生剧烈冲击，甚至会诱发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保持汇率稳定对于构筑稳健的双支柱宏观审慎调控框架，抵御外部冲击，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都至关重要。为此，央行于2017年5月正式引入逆周期因子，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格进行调节，以确保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其调节效果和影响效应一直备受金融当局和学界的关注。基于此，文章将逆周期因子引入银行风险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包含逆周期因子的开放条件下四部门银行风险模型，分析了逆周期因子通过稳定汇率波动进而降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内在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VP-VAR模型和两次逆周期调节期间相关变量周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逆周期因子在短期内可以显著降低汇率波动幅度，保持汇率稳定，进而降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然而，随着时间的延伸，这种影响效果逐渐减弱，因而中长期效果不如短期明显。     

基于自注意力 TCN模型的人民币汇率预测

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汇率的潜在波动空间扩大。汇率波动关系到投资策略的制定及风险监管的实施，对其进行准确预测具有重要意义。深度学习以其强大的非线性拟合及特征提取能力在汇率预测领域受到关注。选取TCN（时序卷积网络）模型并在其基础上加入自注意力机制进行改进，构建SA-TCN模型，同时加入VIX（波动率指数）衡量市场情绪，以实现对汇率波动的精准预测。实证结果显示，相较于目前常用的LSTM、GRU模型及基础的TCN模型，SA-TCN模型预测效果最佳。     

供求冲击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基于DSGE两国模型的模拟分析

为分析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本文应用当前新开放经济学主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两国模型的研究方法,通过引入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和粘性的价格调整方式,模拟了在以技术冲击为代表的供给冲击和以货币冲击为代表的需求冲击下汇率的波动,进而用来拟合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结果表明相对于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拟合比较好,这表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解释和预测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合理途径,也给我国的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提供了明确的导向。     

汇率不确定性与FDI

关于汇率波动如何影响FDI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基于以往对FDI的局部均衡分析中将汇率看作外生因子的局限性。本论文借鉴最优货币区理论中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将汇率设定为由经济基本因素所决定的内生因子，其中重点分析货币因素的变化对汇率，进而对FDI产生影响的机制；从而调和了过去局部均衡分析所得出的矛盾观点，指出，汇率是促进还是抑制FDI主要取决于影响汇率波动的具体因素。     

汇率波动与对外直接投资:1971～2002年的日本际金融

本文以日本的制造业为例,实证分析了1971～2002年间日元汇率波动对日本制造业FDI的影响情况。实证结果表明,日元汇率的升值、日本实际GDP的增长与日本制造业的FDI存在正相关关系。日本水平型FDI行业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明显;垂直型FDI行业不受汇率波动和GDP水平的影响;以规避贸易壁垒进行的FDI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     

浅论进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方法

在国际金融形势日益动荡的今天，如何通过规避汇率风险来保障企业的经营成果，已成为许多公司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汇率问题的重要性已非常紧迫地提到许多公司面前，尤其是在国际金融格局日益动荡、汇率波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规避汇率风险，很多公司的经营成果将会因为汇率的小幅波动而荡然无存。本文主要通过讲述汇率风险的概念以及表现，来阐述规避汇率风险的建议。     

人民币有效汇率波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分析

汇率波动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大渠道发挥作用。在考虑汇率波动影响、资本管制和央行调控货币供给能力的情况下，盯住汇率制度安排下名义汇率的贬值会引致国内产出和私人部门财富的增加，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取决于央行的调控能力。2005年7月以后，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从盯住美元的间接浮动汇率体制转变为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汇率机制，经常项目下的外汇交易管制取消，资本项目下的资本流动管制也逐步放宽，     

美联储加息、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与“双支柱”调控

在当前美联储加息周期冲击下，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和汇率波动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亟需加强政策监管。文章构建一个包含跨境资本流动审慎监管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系统研究美联储加息造成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并深入分析跨境资本流动的“双支柱”政策应对效果。结果显示：第一，美联储加息产生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导致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加剧，造成经济下行。第二，面对美联储加息，小幅跟进式加息能缓解产出波动，但不能缓解汇率、跨境资本和资产价格等波动，而大幅加息对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都较大；“双支柱”政策相比加息政策有明显优势，既能抑制跨境资本流出，又能降低经济波动与金融风险。第三，社会福利损失分析表明，最优的双支柱政策组合是货币政策钉住产出、通胀和汇率波动，宏观审慎政策钉住跨境资本波动；随着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增大，社会福利损失逐渐减小。     

中国OFDI汇率风险研究:基于预期风险与实际波动风险的视角

以2003~2015年174个中国OFDI国家为样本,文章从OFDI投资规模与投资密集度两个维度全面考察了汇率风险的综合影响。利用年度汇率水平变化、年度汇率离散系数衡量的历史波动率和双边日间汇率构建的实际波动率,构建了汇率预期变化风险、预期波动风险和实际波动风险三个指标,以全面反映企业海外投资实际面临的汇率风险。研究发现,企业最关注东道国的实际波动风险,其显著抑制OFDI投资规模和投资密集度;而汇率预期风险对企业OFDI的作用效果并不统一。根据东道国特征和企业类型分组检验发现,汇率实际波动风险均显著抑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OFDI和投资于国家风险度较高的OFDI;汇率升值总体上并未促使企业进行OFDI,相对财富效应不明显,但对以出口为目的企业OFDI影响显著,存在"出口引致效应"。此外,货币互换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汇率目标区的作用,弱化了企业对这些国家投资时的汇率风险顾虑。     

基于Copula-vines的欧元汇率波动相关性实证研究

欧洲债务危机后,欧元汇率变动趋势值得关注。文章利用copula vines类模型,在考虑汇率条件波动相关性及汇率波动边际分布独立性的条件下,研究了欧元对美元、人民币、港元和日元四种货币汇率波动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欧元对美元汇率同欧元对其他三种货币汇率波动存在不一致性,而在欧元对美元汇率既定条件下,欧元对人民币汇率与欧元对港元汇率、欧元对日元汇率的条件相关基本一致,在欧元对美元汇率、欧元对人民币汇率不变的情况下,欧元对港元汇率同欧元对日元汇率的相关性程度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