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探索

全面推进农村各项事业发展要求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然而，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在党建工作、协同治理、民主参与和法治建设等方面还有差距，需要不断明确党建引领、村民主导的社会治理新方向，构建“四轮驱动”、协同共治的新体系，采取层层激活民主、扩大村民参与的治理新举措，推进依法治村、依规治村的新尝试。     

项目进村与微治理:村民小组治理何以有效?——基于涉农项目落地的多案例考察

最近几年来,"项目进村"的微观治理实践备受关注。其中,"项目进村"的实质是"公、共、私"三种不同治理资源的叠加调适,村民小组作为"共"的载体,其运行机制和效能的发挥具有"微治理"的典型特征。文章通过对这三则涉农落地案例的实地考察,发现政府项目资金与村组现实诉求之间关联程度构成了村民小组治理的叙事情景,村民小组适度的治理规模为低成本达成社会共识找到了组织基础,村民小组历时过程中形塑的熟人社会"情"与"理"的治理逻辑推动社区问题的解决,中农经济兴起、中农群体壮大是村民小组治理得以有效实现的关键要素。在"项目制"日渐成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配置、调动、利用资源的当今农村,村民小组应当成为当前和未来很长一个阶段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率的着力点。     

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村民自治虽然是近30年来乡村治理的制度性框架,但乡村实际的治理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乡村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除了存在"1+N"的治理体系与"横向"的权力分割外,新的社会力量也在发展,主要体现为村民小组的作用凸显、宗族复兴及各种民间组织兴起,这促使着乡村治理模式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原来的村级治理单元被突破或重构,村民小组自治、片区治理等一些新乡村治理模式出现,使得乡村治理模式更加多样化。这使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利及主体地位凸显,促进了乡村治理的深化。     

多元主体乡村治理中角色重塑问题探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然而,在"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并没有形成互动双赢的良性格局,乡镇政府的权力只是在形式上被弱化,实际上由于村委会的角色错位导致村民自治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和削弱,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契机,有助于构建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和市场运作的网格化治理格局。     

村民自治与广东农村治理模式的发展——珠江三角洲若干经济发达村庄治理模式发展的案例分析

自从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 ,广东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超越了一般农村在村民自治制度背景下实行的单一性民主治理模式 ,通过能人治理与制度化治理相结合、权威治理与专业化治理相结合 ,实现了农村治理结构的新发展 ,形成了一套新的农村治理模式。实践表明 ,进一步处理好民主与权威、制度与技术的关系 ,优化农村治理结构 ,完善农村治理模式 ,是村民自治制度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     

资本下乡中村企合作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产业兴旺”与“治理有效”。随着工商资本下乡,农业产业发展迅速。在资本下乡过程中,村企矛盾纠纷的实践困境,重构原有村庄治理结构,推动村企合作治理模式生成。村企合作治理的主体行动逻辑不同,各个主体进行策略性合作,促使形成目标一致的合作治理行动。村企合作治理模式,将企业纳入村庄治理主体,通过村庄联合党委的治理平台,发挥合作治理优势,实现治理主体、治理形式和治理效果的合作治理逻辑。资本下乡中的村企合作治理,一方面促进村庄治理结构优化、村庄共同体再造和村企矛盾纠纷减少,另一方面村企合作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因此,村企合作治理要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有效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智慧治理:乡村治理平台及路径创新

随着我国政府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当代,腾讯"为村"利用互联网助力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精准脱贫、乡村振兴,逐渐成为一款针对乡村基层治理、助农扶贫的智慧平台.本文基于广东省河源市埔前镇腾讯"为村"平台治理的实况,探究"为村"平台在乡村治理的路径创新,为推动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供新视角.     

村民有序参与村务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当前村民参与村务治理,存在参与能力不足、行使村级组织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现有村级治理机制不完善等现实问题。需要村级组织转变治理理念,推进依法治村,实施智能化治理,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从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院长制”疏通乡村治理堵点难点

正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保坪村为破解“村大面广难治”“户散人少难管”等乡村治理堵点难点，推行“院长制”乡村治理新方式，强化基层节点，缩小自治半径，推动乡村善治取得新成效。选“新乡贤能人”，院长牵头微治理划片分院差别治理。根据人口聚居密度、院落自然分布情况、通行方便程度等，将全村划分为30个“大院”，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按照区域特色，整合资源优势，     

卷入民主化的农村精英：案例研究

村民直选为农村建立一个民主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可能。村民通过直接选举的制度渠道，有机会把他们心目中的经济能人推上村政舞台，并期待这些精英人物为他们谋求实际利益，从而体现出村民理性选择的动机。本文还分析了“精石治理”的制度化问题，认为民主的制度化程序越高，精英治理蜕变成强人专断的可能性越小；而民主的制度建设是渐进积累的，累积式的制度化促使了从“能人治理”向“制度治理”的过渡。     

控制的自治:村级治理半行政化的形成机制与内在困境——以城乡一体化为背景的问题讨论

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沿海发达地区开启了新一波的村治改革,其基本取向是村级治理半行政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议行分离"的分权改革,将村委会原有的自治权转移至镇聘执行单位,村委会变为基层政府的科层化延伸。同时,项目制作为村级治理半行政化的促成机制,强化了村委会作为乡镇政府行政工具的性质。村级治理半行政化由城乡一体化时期的管理需求推动,具有一定的实践理性意义。但是,村级治理半行政化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诸多困境,从而使其改革实效受到影响;而且,它与《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确立的村民自治制度相冲突,面临制度合法性问题。     

改革30年:村民自治的实践与探索

本文通过对改革30年来农村村民自治的实践与探索的回顾,充分肯定了“乡政村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政治模式,是新时期我国找到的治理农村的最好的政治模式,分析了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充分体现村民自治的一些思路。     

村社共同体的式微与重塑?——以浙江象山“村民说事”为例

当前农村社会面临村社共同体式微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村社治理主体缺位、村民主体性缺失,这致使村社组织松散、发展动力不足。乡村治理研究的社会基础讨论对此未能提出具体的分析和解决之道。浙江象山以"村民说事"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创新实践从村社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即治理主体、村社内交往单元与身份认同等方面所进行的制度努力,开辟了重塑村社共同体的路径。吸纳村社成员中经营能力强、社会威望高的村社精英进入村治主体,并利用驻村干部来消减村干部间隔阂、化解干群矛盾,重建村社组织力;通过"党员联户"制重新激活党员这一治理要素,充分发挥党员联系群众作用,重塑村社内交往单元;将贴合农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说"加以制度化,既克服干群间信息不对称、增强彼此间信任,又增进村民互动关系、强化村社集体意识,最终使村社共同体得以重塑。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两种类——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一项制度。依据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场域的村庄状况的不同，这一制度安排的实践后果会有不同。本文试图依据村集体掌握经济资源的多少，将作为强制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后果的民主化村级治理，区分为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这两种村级治理类型由于村集体经济资源多少的不同，而在具体表现中具有相当的不同。     

乡村治理改革与村民自治完善

20世纪初以来,国家政权逐渐开始扩张,历代政权都竭尽全力企图将国家权力延伸到乡村社会,以此来汲取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资源.在总结20世纪半叶几乎所有尝试失败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遂渐确立起村民自治,真正开启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新的历史时期,村民自治又陷入一种"设计原则相悖"及治理性困境的"十字路口",这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本文认为,村民自冶的走向应不断强化村治的实体性与"草根性"、自主性与多样性.     

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与利弊分析

现有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政党、政府、村民组织共同治理农村社会的三元结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以政府为中心,以上传下达、调节矛盾、维护乡村稳定为主要任务,是一种结构合理的村民自治和权限分明的“乡政村治”治理。其优势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利于增强农民民主意识、维护农村社会安定团结等;主要弊端有：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不扎实,权威治理为主,、缺少专业化治理等。建议提高村干部待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改变“单中心”治理模式,实行权威治理与专业治理柯结合。     

找回村社共同体:“双过半”困局与村委会选举制度再设计

"双过半"是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关键程序,但随着村民流动日益加剧,它越来越难以实现。选举保有村社共同体并强化其治理的功能也日益丧失。本文论述了选举与村社共同体的关系、村民流动对村社共同体性质的影响以及选举的双重功能,提出村委会选举具有共同体优先旨向,并据此提出了走出"双过半"困局的村委会选举制度设计方向:将两个过半的分母统一设定为登记选民全体;因村而异设定参加投票人数标准和当选所需赞成票数标准,参加投票选民数量应尽量接近选民全体而非仅仅过半,赞成票数则不一定要超过选民全体的一半;同时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对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标准因村而宜。这些措施也有利于使村委会选举和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保持协同,共同推动新的乡村治理机制的形成。     

"能人治村"与村民自治组织治理

在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实践中，“能人治村”现象在部分地区具有普遍性。本文探讨了这一现象生成的原因，分析了其对我国村民自治组织制度建设的影响，并针对这一治理模式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完善村民自治组织治理结构的改革建议。     

农村网格化管理——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

正近年来,在推进"四化"同步发展的进程中,农村社会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乡村治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求,迫切需要根据新形式的要求不断创新。各地积极探索乡村治理的方式,浙江省平湖市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在农村地区采用网格化管理的方式,大大提高了乡村治理的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运行机制。为此,笔者赴浙江省平湖市开展了实地调研,先后在姚浜村、野马村、虹桥社区、鱼圻塘村等地与村民和村干部     

乡贤治理抑或行政治理:乡村治理模式选择 ——基于重庆、江西两地乡村治理的实践

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动力,而资源是乡村治理的活力支撑。在地方政府与普通村民之间存在一个衔接二者关系的接点中间层,以接点主体的资源汲取能力与村民的资源获得感为基本脉络,对重庆与江西两地村庄的案例进行详细分析。研究表明,以重庆Z村为代表的乡贤治理架构,资源汲取能力弱,但村民资源获得感强;以江西S村为代表的行政主导逻辑,资源汲取能力强,但村民资源获得感弱。乡村治理实效应是汲取能力与获得感之间的协同正效应,但在无法达致这一理想治理实效状态下,选择偏向于自治化的乡贤治理将更有利于村庄治理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