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幸福效应”——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Oprobit模型研究了公积金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利用工具变量、PSM等方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表明：公积金能够显著提高整体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公积金制度带来的“幸福效应”呈纺锤状,即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主要集中在中等收入家庭。公积金通过降低家庭民间借款购房的几率,提高家庭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可能性,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对此,应加速公积金政策调整,通过“因城施策”,实现精细化管理,以提高无房、低收入家庭的幸福感水平。     

智慧城市发展会提升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依据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智慧城市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发展通过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提高居民医疗满意度,增加公民互联网参与等提升居民幸福感,并且对中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强政策支持力度城市的居民幸福感影响更大。在采用“所在地区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以及“所在地区与省会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鉴于此,应重点关注城市居民的民生问题,警惕智慧城市发展中的“数字鸿沟”,缩小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提升居民幸福感。     

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运用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分析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满意度、公共服务投入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政府满意度的提高及公共服务投入的增加会缩小收入差距，从而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是公共服务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会替代政府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普惠金融有助于提高居民幸福感吗？

本文从普惠金融的视角切入，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熵权法构造微观个体层面的普惠金融指数，利用有序概率模型研究普惠金融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影响及其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升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表明研究结果稳健。从收入层面和信心层面的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家庭收入以及对未来的预期，进而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相较于西部地区而言，我国东、中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且提高普惠金融水平可以显著提升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对农村地区居民影响不显著。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实证分析了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基本养老保险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居民比没参加的居民感觉更幸福,基本养老保险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居民的自评健康在基本养老保险和居民幸福感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居民生活水平感知在居民健康与幸福感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因此,优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仅可以调节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大大提升居民幸福感,而且有利于健康中国战略的贯彻落实,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应当营造有利于居民健康的政策环境,注重政策的协同作用,发展更平衡更充分的养老服务产业,关注居民生活水平感知,提高制度的柔性效果。     

基于部分保险假说的居民风险分担能力实证研究

居民风险分担能力是衡量一国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程度、金融市场运行效率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居民发生风险事故后,个人支出比率远高于国际推荐标准,说明风险分担能力较弱。依据2000至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本文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1398个观测样本,基于部分保险假说测算了居民风险分担能力。结果表明,34%永久收入冲击与44%暂时性收入冲击得到了风险分担。因此,应当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所提出的“构筑保险民生保障网,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努力提升我国居民的风险分担能力。     

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率的财税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内需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率偏低且持续下降的问题凸显,消费率和投资率的长期结构性失衡使得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本文从收入增长相对滞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并提出通过调整政府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消费结构等措施提振居民消费率。     

居民幸福感与居民通货膨胀预期——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CHFS)的数据北大核心CSSCI

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的数据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可以显著影响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且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呈倒U形,只有在高幸福感群体中通货膨胀预期才会随着幸福感增强而降低;幸福感通过社会互动和政府信任两种途径分别对居民通货膨胀预期产生提升效应和抑制效应:一方面,幸福感通过增强居民社会互动获取更多经济信息对通货膨胀预期产生提升效应;另一方面,幸福感增强了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进而对通货膨胀预期产生了抑制效应。     

养老金收入如何提升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基于相对剥夺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相对剥夺理论,分析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影响机理,并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检验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养老金收入增加在提升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同时,还能缩小其主观福利差距。养老金收入增加对女性、低龄和低收入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影响更大,相对剥夺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鉴于此,应以公平、适度为目标,缩小养老金收入差距,切实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个人所得税子女教育费用专项附加扣除的优化思考——一项基于2015年CGSS数据的模拟研究

基于新税改的子女教育费用扣除制度,设计不同的子女教育费用扣除调整方案,并依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5年数据模拟分析其对居民收入和居民福利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教育费用扣除制度扩大了收入差距,但提高了收入水平。同时,制度的优化使得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且收入差距扩大;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略微增强,且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和收入差距无变化。收入水平提升对福利增进效果较强,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福利损失影响较小,从而福利水平得以提升。此外,依据教育的不同阶段设置不同的子女教育费用扣除标准是可行的。鉴于此,从政策操作层面来看,要继续优化子女教育费用专项附加扣除,以提升居民福利水平,持续完善个人所得税政策。     

财政分权、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8～2012年各省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矩(GMM)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的特殊性,财政分权、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成正相关性.但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基于财政分权的双门槛效应,当财政分权水平较低时,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财政分权高于一定水平时,社会保障支出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演变及其原因

本文利用1992—2010年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通过消费不平等衡量指标和回归模型考察消费不平等的演变及其原因。结果发现：（1）1992—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呈现增长趋势;（2）临时性收入差距对消费不平等具有重要影响。最后,本文提出政府应该完善消费信贷市场和社会保障等措施,降低消费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势头。     

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我国再分配逆向调节的成因及对策探析

再分配逆向调节是再分配调节国民收入差距的异化现象。当前,我国再分配无论是财富的归集还是财富的支出都出现了逆向调节,加剧了初次分配所形成的收入差距。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的我国再分配调节机制没有正常发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的原因,既包括再分配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也包括作为再分配调节机制运行基础的体制性因素。因此,在完善我国再分配机制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健全调节机制本身,同时要改革作为再分配调节机制运行基础的体制性因素。     

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基于2014年、2016年、2018年三期CFPS数据，分析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程度；并以家庭收入作为中介变量与门槛变量，探究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家庭旅游消费，收入差距以家庭收入为中介影响家庭旅游消费，收入差距与家庭旅游消费之间存在以家庭收入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消费结构，以推动家庭旅游消费规模和质量的提升。     

劳动能力、主观幸福感与新生代农民工弱势保护——城市缺乏对弱势新生代农民工的保护机制

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幸福感问题凸显。调查分析发现,劳动能力较差者的主观幸福感较低,二者呈负相关,回归分析表明健康状况对其心理问题具有显著、稳健的负向影响,这进一步说明劳动能力较差是降低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原因。针对这一结论,立足弱势新生代农民工保护机制的构建,在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等环节增加对这个群体的关怀以助于提升其劳动能力,进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     

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效应——基于陕西省宝鸡市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社会保障具有重要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很多国家社会保障都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最重要的手段。本文对陕西省宝鸡市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保障转移性收入缩小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使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了4.5%,其中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下降22.8%,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下降1.82%。但由于农村居民获得的社会保障转移性收入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上升23.17%。为抑制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应重视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尤其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尽快扭转社会保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逆向调节。     

社会保障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了吗——以江苏省为例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是当前中国广为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收入差距与收入来源、政府调节手段都密切相关。社会保障收入既是城镇居民收入的来源之一,又是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调节手段。鉴于此,本文以江苏省为例,从社会保障对收入差距的实际调节效果、人均社会保障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收入在各收入户间的增速变化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社会保障反而扩大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此,文章进行简要的原因分析,并提出进一步的改进建议。     

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

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他们对社会保险的认识水平是建立和健全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条件;然而关键还在于观念更新、政府支持和制度改革--即制定农村养老保险法,明确政府的职责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基金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