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1994年～2004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公共品供给增加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而地区间预算外收入和宏观税负的提高都是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财政分权程度、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另外,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发展落后有关,城市化未能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

利用1994年分税制后的经验数据,本文估计了一个包含增长方程、城乡收入差距方程和财政支出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来估算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显著增加,但财政支出的增加并不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和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如果在地方财政支出水平上升的同时,使科学教育和农业支出,特别是科学教育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得以增加,将有可能在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使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缩小。     

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村财政制度创新

近年来我国以农业发展缓慢、农民负担沉重、农村社会问题突出为主要表象的“三农”问题,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不力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这就要求我们从公共财政学的角度科学地安排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进行农村财政制度创新。     

官员规模、公共品供给与社会收入差距:权力寻租的视角

官员规模、公共品供给效率以及社会收入差距是当下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把三个问题纳入到一个故事框架下来分析和解释。生产的进行需要官员提供资源帮扶,这需要通过雇佣下级官员来做到;当私人利益进入上级官员的收益函数时,上级官员就会促使资源的供给"人为"稀缺来设租,从而便于下级官员从生产者处收取资源租金;而资源租金的收取使得下级官员的收益高于其外部选择权收益,从而增加了下级官员职位的竞争性,又由于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职位任命权的垄断,使上级官员从下级官员处收取职位租金。分析表明,权力的设租寻租行为是造成社会收入差距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个能较好限制官员关注私人收益的社会中,官员规模较小、公共品供给效率较高且因权力寻租而造成的社会收入差距较小。     

“以地生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0～2015年全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行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以地生财"行为总体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以地生财"行为会带来"人地失调"的城镇化格局、"去工业化"效应和扭曲的公共品供给结构,进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以地生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各区域存在显著异质性。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当前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摆脱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路径依赖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省直管县”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省直管县”改革提高了县级政府税收分成比例和省对下转移支付规模,迫使其面临更激烈的横向竞争,加剧其对其他弱势部门的财政资金获取。县级政府还会选择偏向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发展战略,延缓县域内城市化进程。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省直管县”改革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改革效应存在异质性特征。“省直管县”改革,在东中部地区,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在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西部地区,会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主要产粮地区和省域边界县,改革效应则不明显。第三,地区间横向竞争加剧和选择偏向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发展战略是“省直管县”改革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两条渠道。     

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公共品供给

本文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有下降趋势,同时发现较高的公共品供给水平总是和较高的地方财政自主权联系在一起。本文应用分省面板数据,特别利用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的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跨时和跨区变化,为上述假设提供了实证证据。本文认为中国在财政分权化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既有制度设置可以作为上述因果关系的解释机制。一系列测量偏误和模型选择的检验显示本文的实证结论是稳健的。基于中国的研究支持了那些认为财政分权而不是集权将改善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的观点。     

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公共品供给

本文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有下降趋势,同时发现较高的公共品供给水平总是和较高的地方财政自主权联系在一起.本文应用分省面板数据,特别利用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的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跨时和跨区变化,为上述假设提供了实证证据.本文认为中国在财政分权化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既有制度设置可以作为上述因果关系的解释机制.一系列测量偏误和模型选择的检验显示本文的实证结论是稳健的.基于中国的研究支持了那些认为财政分权而不是集权将改善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的观点.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探析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变化过程可分为两大阶段 ,1 978年至 1 984年是收入差距逐步缩小阶段 ,1 985年至今是收入差距急剧扩大阶段。本文提出了今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财政支出倾向、金融市场失衡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构建了一个刻画财政支出倾向、金融市场失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使用1996-2010年间中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城乡金融市场发展差异性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财政支出倾向的影响次之.财政支出的城市倾向策略,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最后,本文据此给出了政策建议.     

统筹城乡发展重在统筹城乡公共品供给

城乡公共品供给的差异是造成“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政府应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放在统筹城乡公共品供给上．进一步强化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投入责任,逐步加大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确保把政府增加公共品供给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使广大农民享受到最基本的国民待遇。     

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四川省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1996-2011年四川省数据,从农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GDP之比、乡村就业人员数与总就业人员数之比、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文盲率等因素出发对四川省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这四个因素中,农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GDP之比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影响最大.增加农民收入,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     

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从劳动力供给视角出发,将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引入跨期模型来揭示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并运用中国1995—2012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初始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制约劳动力质量的提高。由于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效率,较低质量的劳动力只能在传统部门从事生产,这不仅不利于传统部门自身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且也减少了进入现代部门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影响了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中国转型期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分析

我国农民收入增幅一直在低位徘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令人关注的焦点,并且成为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本文描述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现状,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不良影响和成因,最后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建议。     

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由于城市化模式不当,城市化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注重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并大力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     

劳动收入份额、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居民消费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人口分组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收入差距与总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使用1990—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重点检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揭示了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动态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最根本的原因;城市化水平、消费习惯形成和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也有重要的潜在影响;提高劳动要素份额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尽管使用了不同的识别方法与计量技术并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各种因素,本文的结果依然基本稳健。     

公共品多元供给视角下的财政分权: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科学界定财政分权取决于横向(即政府、市场与非营利组织公共品供给职能分工)和纵向(即中央-地方关系架构下的责权配置)两个维度相关变量的交互影响。由于中国式财政分权导致政府供给公共品结构偏差,难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财政分权又是公共品有效供给的核心制度载体,优化财政分权可以增进社会福利水平,所以,财政分权改革意义重大。因此,应按照横向维度为先、纵向维度为次的财政分权逻辑思路,拓展和深化财政分权的外延与内涵,从而提出了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的总体构想与政策选择。     

财政支农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推动农村农业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本文利用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以财政支农支出为代表的政府财政措施和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工具在缩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财政支农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其中,财政支农支出在东、中、西部地区都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东部地区作用效果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数字普惠金融在东、中部地区作用效果显著,在西部地区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