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规模决定:一个经验模型

在借鉴国外财政规模实证分析建模方法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澄清了研究中国财政规模决定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建模方向.我们认为,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结构等市场内生变量不能较好地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财政规模的演变,相反,揭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外生制度变量--经济分权和财政分权,连同显示市场交易总规模的国民收入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这种变化.理论上,作者所构建的简单计量模型分离出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前者反映了市场边界与政府边界的重新渐进界定,后者反映了财政学中广为人知的"瓦格纳定律".诚然,沿着这一基本思路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金融分权——基于省际分权数据空间效应的比较分析

分税制改革激化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继而影响金融分权结构,导致地方金融体系膨胀,是区域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的隐患之一。本文通过建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差异性目标函数,求解各级政府的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分析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内在逻辑,在空间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201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政策目标不同,其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存在差异,财政与金融成为地方经济增长框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财政分权制度必然影响金融分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构成了各省财政差异的基础,导致省际财政变量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的显性集权隐性分权和财政分权导致各地竞争金融资源,省际金融变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显性集权隐形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不匹配引发多种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因此,明确金融分权边界、落实地方政府风险责任是预防和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的关键。     

财政分权对我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

财政分权能否提高地方政府效率,有关文献看法不一。为此,笔者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此做实证研究。采用DEA方法衡量我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效率,并以财政收入的自主性衡量财政分权程度。通过对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效率进行Tobi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效率之间并非简单线性关系,而是U型。其他解释变量方面,各省市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对地方政府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时间趋势变量与地方政府效率的关系为负相关。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异化和地区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改革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是中国分权改革面临的一个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财政分权从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应修正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假设.因此,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深化财政分权改革的同时,控制地方政府规模,优化地方政府支出结构,降低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经济成本,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在Barro、Davoodi和Zou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造了一个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80-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回归方法,分阶段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作者认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与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是造成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跨区差异的重要原因.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卫生支出的竞争行为研究

分权体制框架下地级市政府在制定医疗卫生支出决策时往往会受到相邻城市相关策略的影响,从而引发城市间政府卫生支出的策略互动行为.文章选取了2007?2013年中国28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分权体制下地市级政府卫生支出的策略互动行为,并揭示出财政分权及其城市间空间策略互动对政府卫生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市级政府在政府卫生支出上存在显著的互补型策略互动,这种效应在地理距离相近的同省区城市间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政府卫生服务供给;而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地市级政府间财政分权的策略互动对政府卫生支出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从而较好地解释了政府卫生支出比重徘徊不前的原因.由此,积极利用竞争、激励机制以及实现财政体制安排的优化变革来引导政府的卫生服务供给将是重要的政策选择.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以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变迁为切入视角,在中国式分权和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探究地方政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激励动因。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对非国有经济规模的影响关系是倒U型的;政府财政压力在一定范围内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但财政压力过大容易产生负向效应。换句话说,中国式分权和市场化改革是地方政府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此外,地方政府竞争、市场化进程对财政压力与非国有经济规模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市场制度环境较完善的地区,有助于地方财政压力发挥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     

政府关注视角下财政分权对社会参与研发积极度的影响——一个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揭示财政分权影响社会参与研发投入的规律对于我国加强和完善地方政府研发投入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理论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社会参与研发积极性的影响存在一条由地方政府研发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路径。基于此,以2009—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选取地方政府研发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运用基于Bootstrap方法改进的中介效应模型,就全国、分地区、分时段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和分地区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研发投入的影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中介效应或直接作用,财政分权程度提高会对地方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研发投入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从分时段看,财政分权对社会研发积极度影响的中介效应不存在时段差异。     

政府规模扩张、福利效应与政策矫正*——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经验研究

不同于既有研究关注政府规模扩张的影响因素和经济效率,本文考察了我国政府规模扩张的社会福利效应,有两个重要发现：第一,非线性。本文使用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和Hansen TM方法实证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省级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转移支付、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对社会福利具有非线性影响,分别表现出N型、倒U型和N型。第二,地异性。各省份由于财政分权程度、转移支付力度和人均收入水平差异,上述非线性机制和政府规模影响社会福利的门槛效应具有典型的地区差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为防范政府规模扩张对社会福利增进由“初始的正效应”转向“最终的负效应”,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矫正建议。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该文在 Zhang 和 Zou(1998)与 Lin 和 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