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风险及社会保障制度建构 ——基于法治财税的视野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深化,与之俱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课题,不仅对社会保障制度提出巨大挑战,更对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税收制度带来重大风险.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财政税收体系面对财富储备不足、收入分配失序、政府间财政关系失衡等风险挑战,应发挥法治财税理念在制度建构、凝聚共识、实现公平、保障健全等方面的指引作用,探索推进老龄化社会治理的立法进程,巩固财源保障能力,强化财税政策激励,优化养老收入分配,推动多元共治格局,实现老龄化社会的普惠共赢.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到高度复杂性的风险社会,社会矛盾不断激增,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成为迫切需要。然而,受传统行政思想的影响,中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还存在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从实际情况看,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内含利益协调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组织运行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4个关键环节。所以,有效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创新合作机制需要在这4个方面努力,并使其密切配合,相互联系,有机统一。     

审计问责视角下国家治理方略实现的路径选择

依法定责而治是中国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根本途径。在权力型社会中,国家治理应从限制政府权力转为明确政府责任。审计问责作为实现良治的重要工具,引导多元主体参与问责,构建政府责任体系并对不同层级提出明确的责任划分,将审计与被审计关系明确为国家治理的派生性契约。这一契约关系的顺利履行需要发挥审计问责的工具理性,并从广度、强度和力度三方面进行拓展及深化,从而实现从"治已病"走向"治未病"的路径。     

合作主义有助于建构科学有效的城市治理多元体系

正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博导张长立教授在2013年11期《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合作主义视域中的城市多元主体治理解读"一文,认为随着全球经济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管理日益复杂多变,政府作为城市治理的主体,经受多方考验。如何在行政生态的演进中,不断发展自身力量,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引导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多方行为主体参与到城市治理中,使城市管理由城市管治向城市治理转变,是当今乃至未来城市公共管理必须面对的课题。     

武汉城市治理与社会组织的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强调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的作用。城市治理是个综合性的问题,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还存在许多的困难和阻碍。本文研究发现,武汉城市治理存在着诸如多元主体协同水平低、官员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发展不完善等问题。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背景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武汉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和社会组织法制建设、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对于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承担更多的治理责任,从而达到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体三者相互协调的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治理理论视角下边缘城市社区治安问题研究

边缘城市社区的治安是整个社会治安的重要环节,社区治安需求的多元化要求边缘城市社区治安的主体也应该是多元的,政府不应当也没有能力单独对社区治安进行管理。要实现边缘城市社区的长治久安,政府必须转变传统治安理念,提升社区治安治理效能;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治安治理的主体作用;合理运用市场机制,发挥社区营利组织治安作用;激发居民参与治安热情,支持非营利组织发挥作用。     

先行示范区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的深圳范式研究

社区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单元,深圳开展示范区建设,需要结合深圳社区在组织、文化、人口要素上的变化,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建立以居民为中心的治理目标,创新从治理向自治的治理理念,构建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机制,运用信息技术建设智慧型社区。     

新时期国家治理框架体系下的现代财政定位与重构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与社会文化的日益发展,西方财政理论在转型期的中国已经逐步丧失其现实解释力.本文在分析西方财政理论现实困境的基础上,立足于新中国主要财政基础理论的发展变化以及现代财政制度与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一脉相承、不断演进的关系,明确了新时期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维治理主体中的主要职责,并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立体分析框架内进一步明确了基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代财政定位与重构,即以"平等共治、法治包容、持续共赢"为基本理念与核心要义的"多中心、多层次、多主体"的现代财政.     

多元共治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现实路径

我国现行的政府管制型社会管理模式不仅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而且效率低下,不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新时代的特征要求政府改变治道,建构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大处着眼须小处着手,新治理模式的建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党、政府、社会、学术机构、公民通力合作方能促成。     

当代城市社会治理的世界理念与善治内涵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讲话中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为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管理的改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从传统的城市社会管理走向新型的城市社会治理,推进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而建立在当代治理理念基础上的城市社会治理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池州市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创新思路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及社会结构变迁的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创新是适应新形势变化所作出的正确选择。我们要针对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的突出问题,完善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当前应促进政府社会管理理念的转变和创新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加强政府管理功能与社会治理机制的有机融合,形成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及公众协同治理的大格局。     

“立”与“守”协同治理：构建社会保障共同体——社会契约视域下的社会保障责任划分与践行

社会保障契约是同一社会中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协商一致基础上为公民提供风险保护以维护社会公平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而达成的一种社会契约。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保障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共治之域,社会保障责任的划分和践行成为“立契约”和“守契约”的关键。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契约处于“立契约”的完善阶段,多元主体的社会保障责任划分和践行还存在不清和不当,需要通过“立”与“守”协同的契约治理来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加强法治建设,弘扬契约精神,提升各责任主体践行社会保障责任的意愿和能力,推动相关主体积极依约践责;通过高效合理的责任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多元责任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保障共同体。     

“资本”困局与破解:社会治理的人本逻辑

在商品经济中,资本既是一种生产要素,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它突破了经济领域的界限,僭越到社会领域,使社会围绕着资本逻辑展开,资本带来了社会的物化,将社会困入"物"的牢笼,社会关系被颠倒为物的关系。面对资本逻辑所构建的"物化"社会,社会治理偏离了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步入"资本"设置的物化困局,产生了价值危机、组织危机、关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20世纪以来,抵制资本的"社会反向运动"迫使国家重视社会治理的人本诉求。基于劳动力生产的相对独立性和资本增殖对人的依赖,人本逻辑内含着对资本的否定,回归人本逻辑是破解社会治理"资本"困局的根本途径。当前,西方社会治理的问题在于如何权衡"国家-社会"的关系;而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管理格局则促使我们的改革过程着重于对社会"松绑",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自主性。在人本逻辑下,构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行动框架的重点在于:形成共识,建构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地位;实现共治,建构合作治理的路径;共享成果,合理统筹治理的主体与客体。     

从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公共管理理念的跨越

公共管理存在着政府本位和社会本位两种不同的管理理念.公共管理内在的公共性、社会性、管理性等特质,决定了必须超越政府本位理念,树立社会本位理念.在政府管理中,应渗透"人本、责任、服务"与"参与、互动、合作"的精神,推动政府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形成完整的公共管理观.     

和谐视阈下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机制的建构——以民间组织介入为视角

社会公众与基层政府间的有效沟通及对政治主体的认同,是和谐视阈下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应有语境。在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只有通过基层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有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在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有效介入可以有效形成利益整合机制、信息传递机制及职能分担机制,通过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治理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是新农村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内生性乡绅治理、近代社会的经纪人管理、新中国成立后的队社体制与乡政村治等阶段,现阶段其管理面临着制度脱嵌、模糊治理、财力匮乏、压力型管理等问题。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强调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应走向多元合作、互动共治,并从社区文化、协调机制、筹资模式、管理手段方面,提出构建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基本路径。     

社会组织视角下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研究--基于湖南案例分析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是培育壮大社会主体,提高政府购买服务效率的重要形式。本文在梳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内涵、政策、成效基础上,通过在湖南省开展大量实地调查、人员访谈和案例分析,发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不少鼓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政策,但在实践中受到诸多限制,总体效果不及预期,存在投入力度不够、供需关系错配、共治理念淡薄、管理制度松散等问题,建议从加大支持力度、创新培育机制、践行共治理念、抓好基础工作、完善评估体系、重塑政社关系等方面立体施策,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推动政府购买服务及社会组织协同发展。     

政府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分析

政府治理是通过认识和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确立政府治理理念,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和权利运行机制,不断寻求最有效的管理现代市场经济和驾驭市场机制的政府行政模式。我国现阶段的巨额债务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政府的过度参与与民众监督的乏力造成了政府治理的不完善。文章首先分析了政府治理理论的西方起源,然后以此借鉴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成因并提出在改进我国政府治理的视角下改善债务规模的对策。     

城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和制度保障

转型期国家城市的“大政府”管理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公众广泛参与城市治理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须全面增强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主人意识和治理能力；完善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保障；拓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多元渠道.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网格化管理与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创新——基于湖北省宜昌市网格化社会管理实践的考察

政府控制型社会保障体系面临政府管理机构重叠、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社会保障领域的道德风险丛生等问题。网格化管理的实质是大数据时代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政府各部门资源与社会自治资源的整合。湖北省宜昌市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从社区就业、低保审核、养老保险资格认证等方面推动了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创新。但从社会治理视角看,这种改革依然没有走出社会保障主体一元化的困局。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应从依托大数据平台构建"大社保"体制;网格化管理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搭载大数据平台整合多元养老服务资源等方面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