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规制对制造业FDI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国内外环境规制与FDI的研究成果,以制造业FDI作为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作为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和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了环境规制影响制造业FDI的面板数据模型,并选取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以上3个控制变量的情况下,17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FDI有显著性影响,其中13个地区表现为负影响,但当考虑控制变量时,只有7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FDI有显著性影响,且4个地区表现为正影响,其他22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FDI的影响均不显著。     

环境规制、FDI 与技术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学的经验分析

在幅员辽阔、省域差异明显的中国,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省域环境规制、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本文构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模型,选取2006~2015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3）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作用,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正“U”型动态变化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省域间环境规制的空间联动和环境污染监督,提高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环境规制对FDI行业份额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20个污染密集型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但从行业角度的研究较少,本文运用面板数据从行业的角度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得出结论:环境规制对20个污染密集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行业份额没有影响,这意味着中国行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对投资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没有起到约束的作用,环境规制政策的效率不高,这一结论为行业环境规制政策的改进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本文以企业污染治理成本作为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替代变量,以行业价格水平的变化衡量各行业国际竞争力受影响的程度,利用加入污染治理支付成本的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①2007年污染治理成本使制造业贸易部门的价格提高的幅度在4%之内;②从变化趋势来看,尽管排污费征收标准自2003年以后更加严格,但各部门价格受影响的程度仅增加0.5%左右;③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对各行业价格水平的影响有限,价格提高幅度不超过2%。这些发现表明,环境管制尽管对中国贸易部门的价格水平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尚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认为环境规制会降低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担忧是不必要的。     

地区产业结构差异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江苏省13个地级市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按苏南、苏中、苏北的区域划分方法,利用偏离——前额法研究了地区产业结构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苏南城市群地区产业结构具有相对优势,对经济增长偏离有积极贡献;而苏中和苏北城市群地区产业结构都具有一定劣势,对经济增长偏离有迟滞效应.本文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城市化进程、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基于STIRPAT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STIRPAT模型，利用中国2001～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化进程、环境管制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化是大气污染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人口城市化 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比土地城市化更为直接；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的总体刺激效果不佳； 不同地区的大气污染受城市化、环境规制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东部地区表现的最为敏感，其 城市化和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均有显著的冲击作用，中部地区只有城市化与大气污染联系紧密，而西部地区无论城市化还是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的反应都极不敏感。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1998～2013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程度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若无法有效的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单纯依靠强化环境规制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不可持续的。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中国火电行业的效率提升

基于效率的视角,本文对2004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火电行业的环境规制进行分析。首先利用三阶段DEA模型排除经营环境与统计噪音对中国火电行业效率的影响,然后从非规制、弱规制、强规制三个层次分析环境规制程度与中国火电行业效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可以提升中国火电行业整体的效率水平,总体上存在技术创新激励效应,但并非适用各个地区。最后本文根据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的关系,将中国各地区火电行业的发展模式划分为内力驱动环境友好型、环境弱友好型和外力推动环境友好型三种,并给出各自适应的规制建议。     

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效应的分析

环境成本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是造成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恶化并存的根源。本文使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2003～2014年中国省级工业竞争力综合得分,计算了中国省级环境规制强度,以分别衡量区域工业实力及政府对其环境状况的有效监管程度。在此之上建立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影响的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并从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分别进行空间计量检验。实证检验认为中国工业竞争力有显著的省际空间集聚现象。在空间角度上,总体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竞争力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东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9～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首先运用DEA模型对中国环境规制的绩效进行了测算,继而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规制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2000～2011年间,全国样本的环境规制绩效虽有波动,但总体呈逐年增长趋势,特别是2006年以后,增长趋势趋于稳定;就区域和省际层面而言,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面板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环境规制绩效的因素较多,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促进环境规制绩效提高的积极因素,而环保力度和受教育水平则不利于规制绩效的提高。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在环境资源约束下， 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现有的研究忽略了环境规制的不同类型以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 因此无法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 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本文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 选取动态面板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东部地区志愿型环境规制并未对产业升级形成有效激励， 命令型、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分别呈“倒N型”、“N 型” 趋势变化。中西部地区激励型、志愿型环境规制作用不显著， 且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激励效应较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设定科学的环境规制强度和选择合理环境规制类型以激励产业升级。     

坚持电力先行 服务经济发展

近四年，我市用电负荷增长率均在25%以上。2003年，全市供电量为13．7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37%，位列苏中、苏北第一位。今年以来，我市供用电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良好热头。1-3月份，全市全社会用电量4．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3%；工业用电量3．3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47％，总量和增幅继续保持苏中、苏北各县(市)之首。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实证研究

“绿色”作为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全新契机,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探索合理的政府干预手段和适当的调控强度,环境规制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领能源企业项目低碳转型和资源利用有效提升成为重要议题。因此,选取2012—2021年172家能源行业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绿色投资效率进行测度,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动态影响,完成了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直接改善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不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解结果的影响;(2)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是环境规制间接促进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3)区域经济发展匹配度受地理因素限制,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由此,应实施差别化环境规制策略、丰富环境规制工具;培育绿色低碳领域创新主体、引导技术资源联通优配;融合发展区域绿色生产、调整污染治理技术高效转型,以期提升能源企业绿色投资率长效发展。     

环境规制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环境污染问题早已成为影响中国居民生命健康和阻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政府日渐扩大环境规制范围和加大环境规制力度。然而，越发严格的环境规制势必进一步侵占社会生产资源，这可能直接导致社会产出缩减，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可能倒逼社会创新，造成技术改进和人员就业结构再调整，影响到劳动力单位有效产出，即社会劳动生产率。为探索环境规制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及其作用效果，本文使用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探讨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经济变量的情况下，环境规制与社会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的趋紧，社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在控制内生性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并且，环境规制通过影响技术创新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本文结论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环境规制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不相容的悖论，认为应当继续积极深入推进环境污染治理。     

长江经济带碳排放、 产业结构和 环境规制的影响机制研究

为分析碳排放、 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之间的影响作用机制，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 11个 省市 2005～2017 年间的样本数据， 建立碳排放、 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之间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运用 脉冲响应分析和预测方差法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碳排放、 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之 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且两两之间的互动作用明显。 此外， 对长江经济带的上、 中、 下游进行方差分 析， 发现不同区域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有明显的区域差异。     

“电力高速公路”西通道力挺江苏电网

江苏省近年来先后在苏北、苏中地区开工建设了徐州彭城电厂、连云港田湾核电站与华能淮阴电厂扩建等发电工程。但由于电网建设的滞后。在这些发电工程竣工投运后。江苏北电南送的供电瓶颈日益突出。给现有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带来了威胁。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本文选择 2001 ～2016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计算了狭义和广义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基于SYS－GMM 方法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 考察期内, 虽然狭义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但广义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显著; 整体而言, 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关系, 现阶段的“倒逼减排” 效应更加明显, 中国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 东部和中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都呈现出显著的“ 倒逼减排” 效应,但西部地区只有狭义环境规制存在“倒逼减排” 效应, 广义环境规制并不存在。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FDI利用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的外资利用，特别是FDI的利用取得了较大的经济绩效，但也一定程度地危及到我国的经济安全，由于FDI的利用，致使大量外资流入，同时进入我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具有巨额的外贸逆差，导致我国国际收支结构脆弱，伴随FDI利用规模的扩大，其利润汇出规模也日益扩大，因此，FDI利用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我国的金融安全，FDI凭借其强大的资本与技术优势在股权，技术、市场，品牌四个方面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从而影响了我国的产业安全，由于FDI对我国金融安全与产业安全的影响，因而一定程度地降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与稳定性，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     

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面对保增长和减排放的双重约束,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困境。为此,本文针对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作为唯一确定环境绩效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异质性行业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行业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若考虑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下降;工业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其中,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当期环境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但是,不同行业环境绩效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及时调整传统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政策,考虑将提高环境效率纳入环境政策的目标决策中。同时,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行业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措施及其创新效应比较分析

不同的贸易环境规制措施对于消费者、企业、政府以及受污染者带来的效应是不同的,论文比较了庇古税、许可证、直接管制和科斯方案下的分配效应.根据波特假说,适当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激励创新,创新补偿的收益将最终超过环境规制的成本,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针对常见的环境规制的市场管理手段:排放税、分配的许可证和可拍卖的许可证,论文进一步分析了其产生的创新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