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耕地流转中的“非粮化”

随着新型经营主体的不断出现,许多地区加快了耕地流转的进程,对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现行一些新型的市场化流转模式,如农户与企业、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农户与专业大户之间的流转“非粮化”较为明显。耕地流转“非粮化”现象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比较效益的正常反应,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耕地流转“非粮化”从长期来看可能因减少耕地面积而危及国家粮食安全。一、耕地流转“非粮化”的特点与原因从流转对象来看,农户对农户流转的耕地基本还是用来种粮食,但农户对协会、农户对企业、农户对种植养殖大户的流转,     

耕地流转需谨防过度“非粮化”

近年现行的一些新型市场化流转模式,如农户与企业、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农户与专业大户之间的流转＂非粮化＂较为明显。对于＂非粮化＂现象,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比较效益的正常反应,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非粮化＂从短期来看对提高耕地单位面积的产出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有积极作用,     

不同类型耕地流转去向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为解决耕地流转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粮化”问题,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类型耕地流转去向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并探寻实现粮食产业规模化经营的有效主体。结果表明：2011—2020年,中国耕地“非粮化”率在0.285～0.305之间波动且呈现上升态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耕地“非粮化”率大致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升高的格局;流转入专业合作社与企业的耕地面积比例分别对耕地“非粮化”率产生显著正向和负向影响,其中流转用于粮食种植的耕地面积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发挥重要作用;控制变量中单位耕地面积有效灌溉率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显著负向影响耕地“非粮化”率。研究认为,推动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然趋势,专业合作社是粮食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现实选择,应兴办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完善粮食补贴制度以抑制耕地“非粮化”。     

农户转入耕地及其“非粮化”种植行为与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河北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浙江、河北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对农户转入耕地行为与规模和转入耕地后"非粮化"种植行为与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甄别。结果表明:户主的年龄、所经营的耕地面积、流转租金、转入年限和地区差异是影响农户是否转入耕地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转入耕地规模的主要因素。转入方式、合同批准单位和地区差异是影响农户在转入耕地上的"非粮化"种植行为的主要因素;户主年龄、所经营的耕地面积、非农收入所占比重、流转租金和地区差异是影响农户在转入耕地上的"非粮化"种植规模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高度重视与关注耕地流转后的"非粮化"种植现象,进一步优化粮食生产布局,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的逻辑及其治理 ——基于耕地种树绿化的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以博弈论为基础建立双层博弈分析框架，选取耕地流转种树绿化典型案例，复盘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的博弈过程并揭示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动机和行为逻辑，为国家治理耕地流转“非粮化”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研究方法：质性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耕地流转“非粮化”问题能否得到有效抑制具有明显的情境依赖特征，即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是耕地流转“趋粮化”和“非粮化”选择的本质。因此，无论对各级政府还是对种粮主体而言，在国家层面对耕地保护实施“辅之以义、辅之以利”又“辅之以法”的“三辅”并治机制才是防治耕地流转“非粮化”的良策。研究结论：为有效防治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治理能力，应在“三辅”并治的基础上以层层设防的策略来遏制耕地流转“非粮化”的不良趋势，即以“中央政府的奖惩、地方政府的规制、社会媒体的监督和种粮主体的抵抗”这4道防线来筑牢粮食安全的“堤坝”。     

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吗 ——基于福建丘陵山区农户的微观调查

研究目的:基于福建省丘陵山区的农户调研数据,探讨耕地细碎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研究方法:有序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结果:(1)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的种植意愿和种植规模;(2)由于粮食的生活保障作用,当耕地细碎化程度增加时,农户同时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概率要高于仅种植经济作物的概率;(3)户主年龄、土壤肥力、承包地梯田占比、耕地分散程度、机械化程度、村庄到县城的距离也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种植意愿和规模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应该在严格把控耕地“非粮化”底线的基础上,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通过缓解耕地细碎化,优化细碎化耕种方式的手段促进粮食生产,从而达到稳固粮食安全的目的。     

耕地“非粮化”演化机制与治理策略 ——基于刺激—反应模型的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梳理耕地“非粮化”演变阶段特征，探究耕地“非粮化”演化过程中环境与农户主体作用的内在机制。研究方法：单案例研究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研究结果：（1）基于刺激—反应理论模型构建的耕地利用系统演化历程特征与复杂适应系统特征十分契合；（2）在宏观实践演绎中，不同类型农户主体不断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外部环境，最终推动耕地“非粮化”演化经历了自组织萌芽—自适应发展—他组织优化三个阶段；（3）从微观主体反应来看,不同主体的“非粮化”行为趋向存在差异。家庭劳动力约束与资本约束较弱的农户主体对于外部环境反应更加明显，反之则反应较弱。研究结论：耕地利用系统具有情景依赖特征，可以从系统自组织、系统他组织、系统要素协同三方面构建耕地“非粮化”调控措施。     

耕地“非粮化”:内涵要义、治理约束及路径选择

耕地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供给的基础支撑,切实保护耕地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当前,我国耕地“非粮化”倾向较为严重,对保障粮食安全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研究发现,耕地“非粮化”防治过程中面临着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产业退出成本高昂、自然生产条件限制、地方财政负担较重和耕地权能主体缺位等多重现实约束。基于此,提出提升种粮综合效益、建立分步复耕还粮机制、分类优化粮食产业基础设施、完善主产区配套支持政策、激励耕地权能主体共同参与的耕地“非粮化”治理路径选择及其政策建议,以求突破耕地“非粮化”防治政策实施的现实阻碍,统筹推进“非粮化”防治任务落地落实,构建多元主体参与“非粮化”防治的长效机制。     

耕地经营权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规模效应抑或选择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耕地经营权流转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传导机制进行了识别。研究表明,转入耕地经营权家庭比未进行耕地流转的家庭亩均产值提升约27%,且转入耕地经营权对中青年家庭农业生产效率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粮食主产区家庭转入耕地经营权对亩均产值有提升趋势。机制分析揭示了耕地经营权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存在两个途径：一是耕地经营权有利于实现机械对劳动力的有效替代,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实现耕地的规模效应;二是农户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将种植农作物改为种植经济作物,“压粮扩经”的种植选择行为提升了耕地的生产效率。由此,本文提出要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发挥规模经营优势,重视转入农户在种植农作物上的自选择行为,吸收观念先进的年轻群体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鲜血液”,但是要警惕耕地经营权流转中的“非粮化”现象,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     

耕地非粮化的系统认知与研究框架：从粮食安全到多维安全

研究目的：耕地非粮化不仅关乎粮食安全,也影响农业发展、农村环境与农户生计,通过系统认知耕地非粮化过程、科学构建其研究框架,为促进耕地非粮化治理优化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现有成果多聚焦于粮食安全视角下耕地非粮化问题产生的归因分析,但究其范围界定、定量识别与粮食安全效应评估仍未达成统一共识;结合国内外实证案例,分析了耕地非粮化与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生计安全的逻辑关联和作用机制;提出了基于“对象分类—问题诊断—机理剖析—治理优化”耕地非粮化分析框架。研究结论：未来耕地非粮化研究需要转向以粮食安全为核心、多维安全并重的理论视角,形成由对象精确识别、效应定量测度到空间精细治理的研究范式,促进耕地“三位一体”保护。     

农户农地流转经营效益及其成因研究——基于新疆179份农户问卷调查

[目的]从农户经营角度研究流转耕地与非流转耕地之间的经济效益差异,并找出造成差异的成因,为提高土地经营效益,加快土地流转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基于农户投入产出调查数据,采用对比分析方法研究流转耕地与非流转耕地之间的经济效益差异,借助多元线性回归和处置效应模型研究造成经济效益差异的成因。[结果]耕地流转后的地块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扩大,但单位面积产出减少;耕地流转后土地租金等非物质投入增加,导致单位耕地净收入低于非流转耕地;流转耕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高于粮食作物;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和土地确权对单位耕地流转的经济效益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耕地地块面积有显著负向影响;户主民族属性、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地区差异对耕地是否流转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土地流转风险认知对耕地是否流转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土地流转实现了规模化经营,过高的土地租金等非物质投入是导致耕地流转后经济效益下降的主要原因,进而导致"去粮化"问题突出;提高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合理配置投入生产要素、加快土地确权登记有利于提高单位流转耕地经济效益。     

耕地流转“非粮化”问题的调查

<正>推进土地流转,发展种粮大户是近些年来湖南省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后长期需要坚持的。而近年来因种种原因出现的耕地流转"非粮化"现象,对稳定粮食生产造成了负面影响。围绕耕地流转和"非粮化"问题,我们赴湖南省的株洲、衡阳两市及下辖的株洲、攸县、衡南、祁东四县进行调研。采取听汇报、座谈会、个别走访等方式,先后深入株洲县、攸县、衡南县、祁东县的16个乡镇,走访15个合作社、6家公司、15个种粮大户及部分农户,听取基层干部和农户的意见,     

粮食安全背景下耕地“非粮化”的经济法规制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若放任耕地“非粮化”势必会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现行法律对耕地“非粮化”的规制主要聚焦于耕地种植条件的保护,即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但是,“三位一体”保护并不必然实现耕地“非粮化”的有效规制,耕地经营者也没有将耕地用于粮食生产的法律义务。耕地“非粮化”本质上是市场机制的唯利性,市场障碍以及市场调节的被动性与滞后性等市场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在国家适度干预理论以及控制与激励有效平衡理念下,通过细化耕地类型并差异化赋权,排除工商资本反垄断豁免特权,适当提高粮食补贴水平和粮食收购价格等措施,经济法可以实现耕地“非粮化”的有效规制。     

我国耕地“非粮化”整治成效、困难、问题及对策建议

目的 文章基于当前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情况，分析整治成效、面临困难与存在问题，提出耕地“非粮化”整治优化方略，推动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稳妥有序进行。方法 文章主要采取文献分析和政策文件解读方法。结果 （1）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防止耕地“非粮化”政策，各地启动耕地“非粮化”整治行动，有效抑制耕地“非粮化”，扭转耕地面积大幅减少的局面。（2）耕地“非粮化”整治也面临一些困难，出现急于求成，一刀切等问题，经济损失大，矛盾激化；部分地区缺乏系统性，效果不理想；给农民增收与农业增效带来负面影响；一些地方耕地种植管控行为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存在一定的冲突。（3）为推动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稳妥有序进行，建议采取将“耕地非粮化整治”明确为“基本农田非粮化整治”、优化基本农田划分方案，实现“基本农田”名符其实，充分考虑农民群众的切实利益，稳妥有序整改，切忌简单粗暴一砍了之等6项应对措施。结论 我国耕地“非粮化”整治成效显著，但面临的困难与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应进一步优化耕地“非粮化”整治策略。     

基于新疆玛纳斯县农户调查的农地流转问题分析及建议

农民是农地使用权流转的主体,对农户具体行为的研究可以直接反映现实情况,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客观的决策依据.就参与农地流转情况对新疆玛纳斯县369户农户进行调研,结果表明:转包和出租仍是农地流转的主要形式、农地以自发流转为主、流转期限普遍较短、农地流转呈现出“非粮化”趋势.通过剖析当前农地流转的现状及呈现出的特点,认为农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农地流转的非粮化与粮食安全、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角色定位等问题,并提出农地流转必须兼顾粮食安全、规范政府职能、大力培育并完善中介服务组织的政策建议.     

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是我国重要战略部署。探究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西南经济欠发达地区差异化管控和引导耕地利用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广西为例,采用综合评价法对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进行耕地“非粮化”空间集聚效应分析,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耕地“非粮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1）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程度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共经历3个阶段。（2）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上整体呈现出“西南高—西北低”格局,并表现出显著空间正相关,“非粮化”现象以广西西南部崇左市最为突出。（3）耕地地势起伏度、年降水量、第一产业比重、土地生产率和城镇化率等8个因素是形成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耕地“非粮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具有空间差异性,基于此制定差异化管控对策,对缓解耕地“非粮化”,促进耕地有效管护具有重要意义。     

农地确权、要素配置与种植结构：“非粮化”抑或“趋粮化”

完善农地产权保护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保障。农地“非粮化”问题日益被学界关注,但较少有研究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山大学公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数据,采用IV-2SLS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农地确权总体上会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粮食作物种植。(2)农地确权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要素配置,进一步影响农地种植结构,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配置在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农业资本投入为遮掩效应。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投入正向影响农地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农业资本投入负向影响粮食作物种植比例。(3)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对未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农户粮食作物种植行为影响更显著。因此,农地确权会诱导农地种植“趋粮化”,而不会带来“非粮化”问题。完善农地流转市场、适当鼓励外出劳动力返乡,将有助于抑制“非粮化”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持农村土地政策稳定性,避免频繁的耕地调整,可以有效保障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发挥。     

“非粮化”利用对耕地质量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耕地“非粮化”面积呈显著增加趋势,全国耕地“非粮化”率约在27％以上,但各地区耕地“非粮化”的类型、程度存在差异[1, 2].针对各类“非粮化”利用行为对耕地质量的影响,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施策,有效阻止“非粮化”行为.     

促进农村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新《办法》”),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怎样防止流转土地“非粮化”?如何保障流转双方合法权益?工商资本流转耕地怎样规范?     

农地制度创新“缓解撂荒”与“加剧非粮化”双向 效应研究 ——以西南山区“三变”改革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农地制度创新——“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对西南山区耕地撂荒与非粮化双向影响效应，为构建差别化的农地保护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三变”改革具有“缓解撂荒”和“加剧非粮化”的双向效应，二者对耕地保护作用相反但基本持平，总体上不影响粮食安全。（2）“三变”改革对改革区“缓解撂荒”和“加剧非粮化”具有持续动态影响，并随着改革深入越来越显著。（3）“三变”改革主要借助土地流转集中而推动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而发展现代农业、释放农业劳动力而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等多种途径改变耕地利用状态。研究结论：鼓励农地制度创新盘活撂荒耕地，以有效保护耕地。在确保粮食安全基础上，采取因地制宜措施应对耕地非粮化趋势，并在农业经营实践中通过科学政策评估有效确定耕地撂荒和非粮化的最优均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