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生存政府保障论——战国、秦官社经济体制下的农民道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研究之二

战国、秦官社农民道德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要求是生存政府保障论。也就是说,民之生存应由政府来保障,亦即政府的职责应是以保障民之生存、规避风险为重要指归。农民对政府的评价体系是生存第一。能保障社民生存,使之脱离生存困境的就是好政府。因此,孟子"仁政"的价值标准就是道德经济观。     

“均平第一”:官社土地资源配置与产品分配中的道德铁律——战国、秦官社经济体制下的农民道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研究之三

在土地国有制及其国家普遍授田制之下所成立的官社体制中,社会一切分配奉行"均平第一"原则。官社体制下,土地产品要在土地所有者———国家和耕种者之间进行分配。其分配法则的基础和前提是"均平论"和综合(空间上是远迩)平衡论。应重新审视和评估"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论的价值,研究其分配法则,是道德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和核心内容。     

制度优势与创新型国家的形成

通过系统阐述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论证制度与创新型国家形成之间的较强的相关性;通过构建制度创新对国家创新绩效影响的模型,分析制度在创新型国家的作用,认为制度创新是创新型国家形成的深层次保障.我国应在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一种运行费用较低的制度模式,为社会提供一个促使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有利环境.     

制度优势与创新型国家的形成研究

通过系统阐述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论证制度与创新型国家形成之间的较强的相关性；通过构建制度创新对国家创新绩效影响的模型，分析制度在创新型国家的作用，认为制度创新是创新型国家形成的深层次保障。我国应在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一种运行费用较低的制度模式，为社会提供一个促使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有利环境。     

秦与三晋战争对中原葬俗文化的影响

春秋时期各国的葬俗文化特征相异,三晋主要是土坑竖穴墓,仰身直肢葬,墓主头北向,随葬鬲、盆、罐等陶器;秦国主要是洞室墓,屈肢葬,墓主头西向,随葬蒜头壶、茧形壶等。战国时期三晋的葬俗文化特征开始与秦趋同,表现为中原战国墓中洞室墓、屈肢葬、头西向、秦式陶礼器组合等秦文化元素增加。战国晚期,随秦灭六国战争的推进,各地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秦文化,文化面貌呈现趋同的趋势。秦对三晋战争产生的文化影响,体现了空间上的扩展性、时间上的延续性和发展方向上的强制性;同时,秦文化也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而产生文化融合。     

国家与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述评

国家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完整体系，国家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本主要从国家理论中有关国家与制度变迁的相关性的角度，对国家的基本特征、国家实施制度变迁的动机，以及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问题做了分析，并说明了国家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制度创新对创新型国家形成的作用研究

制度与创新型国家形成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本文通过构建制度创新对国家创新绩效影响的模型,分析了制度在创新型国家形成中的作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表明,制度创新是创新型国家形成的深层次保障.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应当选择一种运行费用较低的制度模式,为社会提供一个促使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有利环境.     

生存权第一:一个根本的道德律令——战国、秦官社经济体制下的农民道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研究之一

战国、秦官社经济体制下,农民道德政治经济学有三大原则:生存安全第一、均平第一、政府社会保障。生存,是人生第一要义。官社经济体制下,农民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求生存。对自身生存的极力关注与强调,决定了农民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行为方式和一些基本内容。道德经济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包括官社经济体制社会在内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活动的本质。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建议

1999年,我国开始建立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经过几年来的不断调整,国家助学贷款对资助经济困难大学生完成学业、维护社会稳定和支持教育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致使运行结果不尽人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国家助学贷款的制度缺陷,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缺陷与矫正

以“政策性目标、商业化运作”为模式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必须建立国家助学贷款和一般助学贷款相结合的助学体系;建立政府部门管理与商业银行运作相结合的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体系;合理矫正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中的若干要素;对其加以改革和创新,使之不断完善。     

秦国及秦朝开发西部的基本模式

国家政权有组织地开发西部,是从战国时期秦国开始的.秦襄公立国至秦朝秦二世期间秦政府曾不断地全方位地开发西部.从开发模式而言,既有军事征服、设置郡县、移民实边等军事、行政层面的开发,也有发展交通、发展农业和移风易俗等产业及文化层面的开发.正是这些开发行为,使得秦国由弱变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皇朝的统治者.而且这种开发模式,成为中国封建政权对边疆开发的基本模式.     

秦官社经济体制模式典型举例

秦时,在普遍土地国有制与国家普遍授田制下确立了官社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简言之可称为"政社合一"制,详言之则为:在国家行政统帅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于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体化。大致可以理出如下一些类型来:秦简《厩苑律》型、青川秦牍《更修为田律》型、《吕氏春秋.审分》篇型、《礼记.月令》型、银雀山汉简《田法》型、书社型等。     

简论战国“秦学”——以战国末期关中“秦学”代表作《周礼》为例

战国时代已有"秦学",战国"秦学"即是秦地反对法家改革的关中儒家、道家和杂家等组成的政治-学术联盟。它虽处于地下状态却是战国诸子百家中很有特色的一家。它力求挑动秦地改革中出现的隶农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以同情隶农的"为民请命"的面目出现,高举周公"仁道"旗帜的斗争策略,是秦国法家高压政策的伴生物。其主要代表作之一是作者佚名的《周礼》。作为地下"秦学"中儒家的作品《周礼》,除利用隶农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外,还因地制宜地针对秦国法家强力抑制市场经济的政策,力主发展有严格管理的市场经济,多少突破了儒家轻商的戒条,且为中国市场经济在尔后的发展提供了历史依据。     

秦国及秦朝地方农官制度研究

在重农思想的指导下,秦政府设置了地方农官机构,县、乡、里都设置了相应的农官,形成了严密的、卓有成效的农官体系。这为秦国及秦朝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与组织保障。文章考证了秦国及秦朝地方农官的建置,介绍了地方农官的职责,分析了地方农官的特点,阐述了地方农官对秦国及秦朝农业、军事的影响。     

唐代“两税法”新探——基于“掠夺性统治理论”的分析

安史之乱后唐政府相对议价能力的削弱是两税法产生的关键因素,交易费用的降低则是两税法发展的前提,而低贴现率则保证了两税法的先进性。但是,唐政府相对议价能力的制约作用,又是两税法迟来和低效的重要因素,交易费用的降低则最终将负担转嫁于民众,产生了种种弊端;低贴现率在战争的影响下也最终难以实现,唐代的两税法并不能挽救其走向衰落的命运。显然,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和贴现率对唐代岁入政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它既促进了两税法的改革和发展,但同时也是造成两税法执行力度有限、弊端和低效的重要动因。     

略论秦的人殉文化

人殉文化起源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伴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着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本文从现已发掘的秦公墓葬及其相关史料出发,着眼于秦与殷的族源关系、其自身的民族性格和发展历史及当时外界风气的影响等方面,总结出秦代人殉制度具有出现较早而确立较晚,殉人数量逐渐剧增,统治者以其作为排除异己的手段等特点。     

秦汉简帛文献中的“七”及其巫术性蠡测

数字是人类对宇宙时空及其运行规律进行描述的感性符号,数字七便是此类具有象征作用和神秘性能的数字之一。从出土简帛医方资料看,七不仅常常被用作巫术性疗法中的象征性动作如摩擦、击打以及唾的动量标准,而且常常成为巫方用药的剂量、物量以及对不同性别患者进行象征性动作及用药多少的一个标准,说明至迟在战国时期,数字七已成为中国早期数文化中富含神秘性和巫术性的模式数字。七之所以具有模式数字的性质,这与早期先民对于宇宙空间、宇宙天体的运行规律以及人体生命节律的认知等因素有关,而简帛医方中七的大量出现也正是此类文化信仰在心理的反映。     

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探析

汲取周朝实行分封制导致分裂与动乱的教训,以及为了应对来自外部、内部的种种挑战,秦国果敢地选择了郡县制。秦朝采用郡县制是其政治制度客观限定的结果,既有为了加强对六国故地及边远地区政治控制的原因,也有秦始皇及其下属政治家个人的原因。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体现了历史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实践结果是利大于弊:秦国实行郡县制,为秦国的富强和兼并统一作出了制度保障;秦朝实行郡县制,大大巩固和稳定了秦朝中央集权统治和全国统一。秦国秦朝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地方政治行政体系的基础,构建了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基本框架,而郡县制支撑的国家民族统一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     

国、地税机构合并:税收征管的现实选择

国、地税机构分设对于组织税收收入,进行宏观调控,促进市场经济体系培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征管效率低、征税成本高、难以规范执法等弊端。目前实行机构合并的条件已经成熟,应从节约税收成本、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规范税收权力运作等方面入手操作。     

减税制度安排与明王朝的财政危机

已有的研究认为明王朝为减轻纳税人的负担,确定了很低的田赋,但这又造成了政府的财政困难。为缓解财政危机,政府便通过征收各类差役来进行补救。这种补救措施事实上却导致了更高的实际税率,进而加剧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但是,歧视性的税收减免制度安排所引起的利益分化、套利行为和＂农民失地＂等诸多问题,进一步破坏了农业生产,才是明王朝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