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开放是否有利于企业ESG表现

资本市场高质量开放对多元化绿色金融体系构建、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沪深港通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创新举措,其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效果,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以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初始样本,系统探析了沪港通、深港通开通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果与内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沪深港通对不同特质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沪深港通开通促进了企业ESG评级的提高,且这种促进作用在沪港通和深港通均得到验证。考究其中的作用机制,沪深港通开通主要通过缓解内部融资约束和提高外部投资者关注来提高企业ESG表现。考虑企业特质性,入选沪深港通的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污染企业的ESG表现更好。本文研究结论对新时代资本市场高质量开放、绿色发展和“双碳”目标推进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基于“陆港通”开通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是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文章以中国启动"陆港通"交易试点为背景,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引入"陆港通"机制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缓解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增强外部监督,削弱企业避税的动机和能力,进而发挥资本市场开放的治理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治理作用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弱及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与企业内部治理存在协同效应,但未能产生对外部税收征管的替代效应。本研究为坚定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战略、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实现税收公平和正义、促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能够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吗?: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能否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显著降低了标的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改善企业信息环境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债务违约风险的缓解作用在债务违约风险较高企业和十大活跃成交股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文章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有效治理债务违约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支撑。     

沪港通与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

“沪港通”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一个重大创新措施,势必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多方面 深远影响。文章以沪港通中的沪股通标的公司为切入点,选取中国上市公司2012—2016年的数据, 基于沪港通实施的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沪港通政策对分析师预测乐观性 偏差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沪港通政策显著提高了分析师对于沪股通标的公司预测的乐观偏差。 进一步研究表明,对股票交易量越小和信息透明度更低的公司而言,沪港通政策对分析师乐观偏 差的正向影响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分析师乐观偏差的相关研究,同时为监管部门 完善沪港通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与公司杠杆操纵：基于“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去杠杆”政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但去杠杆压力可能诱发公司杠杆操纵行为进而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平稳有序去杠杆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基于“沪深港通”相继实施的背景，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杠杆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有效抑制公司的杠杆操纵行为，且具体表现为表外负债和明股实债规模的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信息透明度实现的，并且这一作用在短期偿债压力更大、银行业竞争程度更低、审计质量更低以及机构投资者为交易型的公司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同时，资本市场开放通过抑制杠杆操纵行为显著降低了公司未来的财务风险。文章结论不仅为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而且对于公司杠杆操纵行为的治理具有启示意义。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沪深港通”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对实体企业经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以“沪深港通”开通为准自然实验,将2008~2020年沪市A股上市企业和2012~2020年深市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Staggered DID)进行回归分析,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沪深港通”显著缓解了标的企业的融资约束,并且主要通过提升标的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提高分析师关注度、改善股票错误定价和增加企业权益融资比例这4个机制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利润率较低、市场化程度较高、非QFII持股和行业竞争度较高的标的企业中尤为明显。研究结论为中国进一步实施资本市场开放相关政策,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     

资本市场开放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内金融市场与机制转换的双重逻辑

基于国内金融市场和作用机制转换的双重视角,文章选取199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资本市场开放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及其制约因素。研究结果发现,资本市场开放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成熟的银行系统,大规模、高流动性和低集中度的股票市场环境,完善的要素市场、法治环境及新会计准则,更有利于释放资本市场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沪港通”为代表的新一轮高水平开放还能进一步激发股价信号、风险配置和公司治理机制。文章验证渐进式的资本市场开放路径是适应中国金融市场环境的理性选择,也为实现更高水平的资本市场开放以及提升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启示。     

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提高股票价格稳定性吗?:基于沪港通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2年11月至2016年11月上海证券市场的月度面板数据,文章通过双重差分固定效应模型,分别从不同期间、不同市场开放程度入手,研究沪港通对股票价格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实施有效降低了标的股票的整体波动性,波动性在短期的增加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现象,沪港通的实施通过扩大股票投资者基础、优化市场投资者结构从而对股价稳定性带来积极影响。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增加,沪港通也会对股票的极端波动产生影响,降低公司股价跳升风险,有利于缓解A股市场的投机氛围,但同时也增加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带来市场不稳定因素。沪港通实施后公司股票的崩盘风险与中国证券市场薄弱的信息披露环境有关,那些信息披露环境差的公司股票的崩盘风险显著增加。     

个人“沪港通”投资“一站直达”

＂沪港通＂预计于今年10月正式开通。作为中国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银行,中国银行推出＂沪港通＂一站式综合服务,为希望买卖港股的内地合格个人投资者提供收益显著的专业服务。4月10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告,决定批准两地股票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以下称＂沪港通＂）,上海股票交易所与中国登记结算公司同时于4月29日发布相关实施细则并向社会征求意见,基本确立了整体框架、业务流程和技术细节。沪港通预计于今年10月正式开通。     

“深港通”的特色在于创业板

<正>"沪港通"开通的步伐越来越近,沪港交易所在9月份完成了三轮市场演习,相关的交易结算规则,税收事项以及跨境监管执法事宜正紧锣密鼓的进行。在"沪港通"即将上线之际,有媒体传出"深港通"已报批的消息。虽然传闻未得到官方肯定,港交所也回应称不排除与深交所合作,但目前只有做好沪港通,才可能有制度基础与深交所寻求合作。然而,嗅觉一向灵敏的资本市场已经嗅到了"深港通"的味道,关于"深港通"的讨论也热烈起来。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应——来自财务重述的证据

由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所推动的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发展赋予了新动能，同时也给公司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降低财务重述的发生概率，其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增加高管联结度三条途径减少财务重述，且当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或面临并购压力、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融资约束时，会弱化数字化转型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先进技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对完善公司治理具有参考和启示意义。     

沪港通对沪市股票市场流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沪港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股市的发展,但是它能否提高证券市场的流动性是理论界和投资者都很关注的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流动性的内涵并选取了适当的流动性度量指标——vnet,定量地分析了沪股通开通前后中国沪市A股市场流动性的变化。实证结果显示沪股通开通后,沪市股票市场交易量明显增大,但是流动性却并没有提高,而且低于沪港通开通前沪市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但不显著。     

境外投资者治理对企业金融投资决策影响的研究

基于企业金融投资决策的预防性动机与投机性动机,以“沪港通”交易机制为视角,考察了境外投资者治理对企业金融投资决策的影响,并通过影响机制识别不同动机下产生的双重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在投资决策中对金融投资的倾向性,且这一影响在高成长性、风险承担能力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同时,境外投资者还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企业投资结构与抑制管理层自利对企业金融投资决策进行积极干预,并以此对企业预防性与投机性金融投资决策发挥出积极的双重治理作用。     

公司治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与股价同步性

为了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与有效降低股价同步性，文章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检验公司治理水平、高管机会主义减持与股价同步性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越高越能有效降低股价同步性；高管机会主义减持会加剧股价同步性；当发生高管机会主义减持时，公司治理水平对股价同步性的抑制作用会被弱化。文章不仅补充与拓展了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股价同步性研究，为企业层面抑制股价同步性提供了经验证据，还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监管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有借鉴意义。     

高铁开通影响企业税收激进度吗?——一项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文章以2010~2018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高铁开通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作用机理,并检验了不同公司治理水平下高铁开通与企业税收激进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能够抑制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基于公司内部治理水平的研究结果发现,高铁开通对税收激进程度的抑制性在内部控制较好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文章突破税收激进行为的传统微观层面影响因素,基于地理经济学的视角探讨高铁开通与对上市公司税收激进行为的作用机理,为提升企业监督水平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深港通”应是“沪港通”的升级版

<正>2015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新年首站即到深圳视察时强调:"沪港通"后应该有"深港通"!这为"深港通"的开通定下了基调,剩下的工作就是何时开通,以及"深港通"的具体设计问题,比如购买的股票范围、资金额度等。从开通的时间上来看,"沪港通"准备了半年的时间。有了"沪港通"的经验之后,"深港通"准备的时间应该不会超出半年。因此,"深港通"很有可能在今年年中开通。但从"沪港通"开通一段     

资本市场开放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在经济绿色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采用200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索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特别是实质型绿色创新,并最终提高公司价值,但这种影响会随着开放的重新限制而消失;绿色创新在同行业“陆港通”标的企业间表现为资源竞争的虹吸效应,而在地区内部则表现为溢出效应;企业ESG表现起到门槛作用,随着评级升高资本市场开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关系从抑制变为促进;资本市场开放会通过绿色引导效应和资源支持效应两条路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均能与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形成合力,在促进绿色创新中起到补充作用;而保障机制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非国有经济发展、市场竞争关系和较为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基础上的。研究结论为“陆港通”等制度的推出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连锁股东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吗？

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是有效监督上市公司履行环保责任的前提。连锁股东通过资本关联能够对上市公司产生“公司—行业”的辐射治理作用，为推动整体环境治理水平创造了条件。以2007-2019 年中国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连锁股东对上市公司环境治理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方向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环境治理信息披露质量，且这一作用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更加明显，而在不同监管环境下无显著差异。机制检验表明，制衡实际控制人、监督管理层是连锁股东发挥影响的两条作用渠道，其目标是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公司价值。本研究拓展了上市公司环境治理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也为连锁股东的治理效应提供了实证证据，为优化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监督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提供了重要启示。     

证券市场开放与信息治理——基于陆股通制度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开放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宏微观层面都具有显著影响，侧重于从微观层面检验“陆股通”制度，引入的境外投资者，其所代表的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对审计定价机制的影响。研究结论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导致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显著提高了陆股通标的公司的审计风险溢价，而通过增加投资者参与决策、股权集中度以及提高“自我约束”等方面完善公司治理，对两者关系具有显著缓解作用。研究启示在于，解决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关键在于切实完善内部公司治理。     

双边税收协定深化是抑制跨国公司避税的“利器”吗?:基于协定修订和条款异质性的量化研究

双边税收协定(BTT)围绕反避税的修订与条款细则深化正逐渐成为中国主动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构建国际税收新格局的重要方式。文章通过拓展A-S避税模型，推演BTT深化对跨国公司避税的作用，并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以2008～2019年中国跨国公司为样本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BTT深化有助于抑制中国跨国公司避税，尤其是对于非国有、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区位较少的企业，以及对于向海外华人较少的东道国投资的企业，该抑制作用更明显。从作用机制来看，BTT深化通过“提升税收征管强度”而非“缓解委托代理问题”的渠道抑制避税。依据修订后的条款细则所构建的BTT深化指数证实了BTT深化的程度越大，越能有效抑制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此外，BTT深化产生了外部转移效应，即跨国公司将投资转移至BTT未修定的国家(地区)。文章所得结论为中国进一步完善BTT条款、深度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对中国跨国公司合规与健康发展起到督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