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

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对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00—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以及Logit回归和PSM-DID基于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研究政府补贴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甄选效应下,规模大、生产率水平低的企业更易获得政府补贴;激励效应下,激励进入效应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抑制作用,而激励退出效应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促进作用。分样本检验发现不同企业所有制及补贴强度的影响表现出较大差异性,通过对影响渠道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融资约束和管理性交易成本是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     

国内R&D投入、国际R&D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从服务贸易进口、FDI流入和积聚效应等方面扩展了CH模型,并以APEC17个成员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国内R&D、国际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得出了3个具有稳健性的一般性结论:(1)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积聚效应;(2)本国R&D资本存量有助于提升技术效率,但是能否促进技术进步则依赖于R&D投入强度;(3)通过服务贸易渠道获得的国际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需求不足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经济增长的直接来源包括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方面。需求不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也必然会通过制约这两方面的增长而形成。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一方面，需求不足对实物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的投入会产生明显的制约作用，而对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两种要素投入影响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但在总体上会抑制这四种要素综合投入量的增加。另一方面，需求不足会制约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综合两方面看，需求不足会明显地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根据经济理论和经验数据分析需求不足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     

融资结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本文采用2006-2015 年 A 股上市公司的面板 数据,研究了企业融资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内源融资促进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而外源融资抑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相比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的抑制作用 更显著;（3）融资结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路径为融资结构——研发投入——专利产出—— 全要素生产率,在传导路径上的每个阶段,内源融资均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外源融资均发挥负 向的调节作用,相比于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的抑制作用更强。     

中国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来源到底是生产要素的积累,还是生产率的增长?对这一问题国内已有不少研究,很多研究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但这些研究存在的普遍问题是不能准确测量资本投入。本文在中国资本投入指数序列基础上,估计出中国1981~200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后并没有保持较高增速。     

研发投入、政府补贴和企业价值相关性研究——以汽车制造业为例

探讨政府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以及效果,有助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政府补贴效率。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研发投入是影响企业价值的直接因素,政府补贴是影响企业价值的间接因素,而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规模越大的汽车制造企业,从政府补贴中受益程度越小。企业应重视研发的长期投入,寻求适合自身的研发模式,优化政府产业政策的效果。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评述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并详细说明了应用传统的索洛余值法、索洛扩展模型、SFA模型、DEA分析方法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时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在文章的第四部分就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方向进行简单的评述,最后指出不要过分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能更准确测度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方法的意义.     

银行业结构竞争、金融监管政策革新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基于手工查询的中国银保监会168 841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地理分布数据构建了衡量全国230个地级市银行业竞争情况的赫芬达尔指数,分析了银行业竞争对城市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降低银行业集中度、加剧银行业竞争能够显著提升普通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但对省级城市的影响并不明显。银行业集中度对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存在当期影响,而且存在滞后性影响,且当期影响因地区市场化程度高低不同而呈现明显差异。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中国银保监会自2009年起实施的"金融监管优化政策"显著地降低了地级市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这种因政策实施所引致的银行业集中度的降低显著提升了城市层面的技术进步,但其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等的传导影响并不突出。综合运用金融监管优化政策,各地级市距北京、上海、深圳的最短距离以及周边临近城市银行业集中度均值进行内生性分析,发现结论依然稳健。     

海南的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从投资效率出发估计海南资本存量数据,并运用索洛余值法、隐含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讨论了1978～2006年海南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表明:海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海南宏观经济波动趋势较一致,海南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政府补贴、创新投入与企业长期负债融资

政府补贴、创新投入在企业获得银行长期借款方面是否有一定的"融资效应"?文章采用节能环保企业2010～2017年的相关数据从长期负债比率和负债期限结构两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研究政府补贴、创新投入对长期债务融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政府补贴与长期负债比率和负债期限结构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即政府补贴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创新投入与长期债务融资之间显著正相关,即企业创新投入能增加银行长期放贷的可能性。     

政府干预、基础设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黄河流域的经验证据

基于超效率SBM方向性距离函数以及ML生产率指数,测算黄河流域64个城市2004—2018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实证考察政府干预、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干预显著促进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基础设施对政府干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且具有显著门限效应,良好的基础设施是政府提升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有利条件。     

环境约束下长江流域主要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文章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我国长江流域2003-2012年24个城市考虑环境因素和不考虑环境因素两种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表明,考虑非期望产出时,技术无效率是长江流域主要城市的普遍现象,各城市之间投入产出效率差异大,但这种差异在逐渐缩小;长江流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源泉;多数城市技术效率明显恶化,成为阻碍长江流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长江上游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中下游城市;当考虑环境因素时,长江上、中游城市TFP增长幅度明显降低,下游城市开始出现"波特双赢"局面。     

经济增长中能源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能源既是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同时也是一个制约因素。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和健康发展,需要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投入之间的关联关系。文章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引入了能源要素对C-D生产函数模型进行了拓展,通过统计实证揭示了经济增长与生产要素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能源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揭示这些比例关系,对我们认识经济增长的规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金融冲击与全要素生产率：系统性抑或结构性影响

本文着重考察了金融冲击如何影响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证实了金融冲击对生产率的影响并不一定遵循熊彼特“创造性的毁灭”,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使金融冲击扭曲了行业的要素配置,进而降低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的行业,其TFP受金融冲击的影响越深刻;而后运用我国1999-2009年上市企业的数据,衡量了信贷成本的增加对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其结论是,金融冲击对行业生产率变化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进行了细致的稳健性检验,均验证了上面的结论。     

要素投入、技术外溢与信息化的生产率效应

基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从要素投入和技术溢出两个角度出发,本文把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界定为增长效应和效率效应,继而探讨了两种效应对经济作用的机制与联系。在利用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后,本文发现,中国信息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对于经济增长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不明显;无论是作为要素投入的因素,还是作为效率影响因素,区域信息化的差异都能解释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相对于信息化要素投入的增长效应,信息化的技术外溢更能反映信息化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信息化建设不仅要加强信息产业的发展,发挥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带动作用,而且重在发挥信息化在经济中的技术溢出和资源配置作用,以此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