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1998～2013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程度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若无法有效的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单纯依靠强化环境规制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不可持续的。     

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00～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 方法, 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 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其中动态模型较静态模型“U” 型下降趋势更快而上升趋势较缓; （2） 政府补助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为负, 起到了抑制作用; （3） 政府补助与环境规制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效应。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模型测算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建立P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MM系统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在长期内具有促进作用;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具有抑制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具有促进作用,长期内具有抑制作用,而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实证研究

“绿色”作为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全新契机,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探索合理的政府干预手段和适当的调控强度,环境规制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领能源企业项目低碳转型和资源利用有效提升成为重要议题。因此,选取2012—2021年172家能源行业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绿色投资效率进行测度,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动态影响,完成了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直接改善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不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解结果的影响;(2)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是环境规制间接促进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3)区域经济发展匹配度受地理因素限制,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由此,应实施差别化环境规制策略、丰富环境规制工具;培育绿色低碳领域创新主体、引导技术资源联通优配;融合发展区域绿色生产、调整污染治理技术高效转型,以期提升能源企业绿色投资率长效发展。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市)的面板数据,以耦合协调度划分区域类型,应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动态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匹配区域的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而低匹配区域的环境规制阻碍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相较于低匹配区域,高匹配区域内的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程度更大,作用时间更长;高匹配区域内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对环境规制表现为负向影响,而低匹配区域内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对环境规制表现为正向影响。因此,政府应时刻关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协调程度,正确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避免盲目加大环境规制力度而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FDI 与技术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学的经验分析

在幅员辽阔、省域差异明显的中国,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省域环境规制、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本文构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模型,选取2006~2015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3）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作用,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正“U”型动态变化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省域间环境规制的空间联动和环境污染监督,提高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面对保增长和减排放的双重约束,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困境。为此,本文针对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作为唯一确定环境绩效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异质性行业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行业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若考虑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下降;工业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其中,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当期环境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但是,不同行业环境绩效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及时调整传统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政策,考虑将提高环境效率纳入环境政策的目标决策中。同时,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行业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为契机,从要素配置视角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剖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其蕴含的理论内涵。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遏制环境污染的同时,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弱“U”型（近乎“L”型）影响;这体现在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对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随着规制力度增加,不利影响明显减弱、趋于消失。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为基准结论提供了良好的微观证据支持。这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较好地实现“鱼与熊掌兼得”。要素配置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自融资机制,进而对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弱“U”型影响。本文对于完善地方环境治理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研究——结构变化和清洁技术创新北大核心

减少碳排放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的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将环境规制区分为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其次理论分析了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结论是命令型环境规制会通过制造业结构清洁化促进碳减排;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碳减排。再次实证检验了理论结论,并发现东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不明显,但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创新促进碳减排;中、西部地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不明显,在中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表现为制造业高级化;在西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表现为制造业初级化。最后,本文就促进碳减排提出了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与企业绿色创新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以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为中介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内在机理,构建“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绿色创新绩效”的传导机制。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与规制合法性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2)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认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支持了“波特假说”。得到的管理启示是,当环境规制持续执行并逐渐完善时,政府应帮助企业建立环境组织合法性,使其争取在“双碳”目标这一时间窗口上获得机会和资源,将环境规制上升到组织伦理是“双碳”目标的有效实现路径。     

碳排放规制对就业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明确碳排放规制的就业效应,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9年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规制能够促进就业,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分析发现,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机制中存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效应。同时,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碳排放规制能够促进就业,而在中等收入地区碳排放规制抑制就业。因此,为地方政府制定差异性碳排放规制政策,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促进就业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绿色技术创新对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对碳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检验了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2011~2020年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碳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技术创新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碳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和本省域的碳生产率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相邻省域的碳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生产性政府债务与城市创新力——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城市创新力是支撑国家创新能力和实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关键,如何驱动城市创新的可持续性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话题。本文从生产性政府债务的视角,以“四万亿”计划的推行为契机,采用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以生产性目的为主的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这主要是源于基础设施支持效应、政府创新补贴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生产性地方政府债务对城市创新力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行政级别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以基建投资为目的的城投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可以有力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但是以“借新还旧”为目的的城投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则难以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本文的研究表明,倘若地方政府债务具有生产性目的,则可以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中央政府在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时,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用途债务资金的作用,以及不同地区和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制度条件,要因时因地制宜地调整制定方案。本文的研究对于准确认识政府债务与创新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与新增隐性债务——基于城投债发行规模与定价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不断攀升,给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以城投债为切入点,考察了2015-2018年开展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不同募集用途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发行规模和融资成本的影响。本文以用于置换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与省份的财政收入之比度量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带来的额外担保能力,发现用于置换的地方政府债券补充了偿债资金,与用于借新还旧和补充流动资金的城投债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从而通过“替代效应”缩减了这类城投债的融资需求和发行规模,表明打开“前门”能削弱“后门”融资。然而,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有“替代效应”,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通过“隐性担保效应”降低了城投债的融资成本,主要体现在担保能力弱的地区,从而削弱了“替代效应”,甚至促进了该地区用于投资的城投债的发行,表明打开“前门”会促进“后门”融资。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区域差异性,对于如何因地制宜地通过债务置换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债务的挤出效应:基于企业杠杆操纵的证据

地方政府债务对微观经济实体的挤出效应是当前制约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长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迫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信贷资源的挤占,企业有较强的动机通过粉饰真实杠杆率来增强外部融资能力。基于城市层面的政府债务数据,本文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对上市公司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显著加剧了企业的杠杆操纵程度,可能导致企业存在虚假降杠杆的情况。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在非公开发行债务占比更大、财政分权与财政压力程度更大的样本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加剧企业杠杆操纵的结果主要见诸于企业融资约束更强、债务结构更依赖银行贷款、预算硬约束和信息不对称更大的样本。经济后果检验表明,面对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杠杆操纵提升了企业信贷融资能力,但也加剧了企业未来债务违约风险。本文的研究不仅从杠杆操纵的视角为地方政府债务的挤出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积极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止企业虚假降杠杆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